這篇文章最初是發表在第三期的《社會未來》（瑞士聯盟的三元秩序機構）上，1921年7月的《希伯特日報》上第一篇的內容是英文翻譯，在此轉載。很多英國讀者第一次遇到這樣一個問題：按照魯道夫·施泰納博士的判斷，世界上的文明國家希望抓住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目前看來超出了他們的能力。
施泰納博士的著作《三元社會秩序》被翻譯成各種歐洲重要語種，很少有作品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再版如此之多（十萬本以上）。其中一部優秀的英文版本，名為《三元社會：社會問題的真實情況》，由人智學出版社出版後投放市場。
本文由「三元翻譯社」授權刊發，未經許可，嚴禁轉載出品：三元翻譯社
作者：魯道夫·施泰納
翻譯：薛巧合
校對：海玲、魏明宇
現代社會活動中很多人都會討論社會機構，但是很少有人討論社會以及非社會人類，很少有人關注到所謂「社會問題」，其實就是給那些為社區機構工作的人們貼上社會或者反社會的標籤後才出現的。社會主義思想轉型期的時候，大家就會期待其所掌控的社會生產資料能夠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他們理所當然的認為，在統一掌控下，人們之間必然也會以社會的形式來相互合作。他們已經發現了，私有資本主義的工業體系導致了非社會條件的出現，所以就認為，一旦該工業體系消失，那反社會的傾向肯定也會結束。
毫無疑問，隨著工業經濟現代私有資本主義形式的出現產生了社會生活的各種弊病， 但這是否證明就是工業體系的必然結果呢？而今，因為工業體系本身性質的因素，除了把人放到生活中，使他們能夠以有用或無用的方式為自己或他人生產物品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作用。現代工業體系已經在個人或集體的作用下帶來了生產資料，而技術科學取得的成就是，工業和經濟力量的結合可以從中獲得最大效益。只要這種力量在一個領域（僅靠商品生產）而被使用，它的社會工作與其力量超越了公民權利或精神文化其他領域的界限和過渡時，其社會工作本質上是不同的。這是對其他領域的侵入，在過去幾個世紀的時間裡，導致了現代社會運動迫使其祛除社會的邪惡面。擁有生產資料的人就獲得了經濟上的統治權，這個統治權使他與政府和議會中的力量聯繫在一起，通過這些力量，他可以在社會上獲得其他有利位置，與經濟上依賴他的人有所不同：即使是在民主國家，實際上也承擔著權力的角色。同樣，這種經濟統治權也導致了掌握經濟權力者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壟斷。
現在看來，最簡單的事情似乎是消除個人的這種經濟優勢，從而消除他們在權利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優勢。當人們不記得現代生活要求技術和經濟活動相結合的事情的時候，就需要在經濟生活中找到最有成效的、可以提高個人主動性和個人價值的東西，人們才會有這種社會概念的「簡單性」，而現代條件下的生產方式使其具有必然性。但是如果個人的工作和規劃與社區意志綁在一起的話，就無法發揮其能力。然而令人眼花繚亂的是，個人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社會而生產的思想，但是在一定範圍內，為了公平起見，不應該阻礙其他人了解其他真理，那就是說社會集體不能通過允許個體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組織經濟計劃。因此真正的實踐性思想不會為社會生活的改造找到治療社會弊病的方法，而社會生活可以用社區生產來代替生產資料的私人管理。為此而做的努力應該是防止個人主動性和個人價值隨著管理而出現的一些惡習，同時不會削弱管理本身。而這隻有在經濟行業的從業人員之間的公民權利關係不會受到工業和經濟生活的利益影響時才有可能做到。
並不是說那些掌管著經濟生活中商業事務的人因為佔有經濟利益，就可以對權力關係做出合理的判斷，並且以為他們的經驗和工作使得他們熟悉經濟生活的要求，因此他們也能夠對經濟商業圈中成長的公民權利及其生活做出最佳的安排。持有這樣的觀點，就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任何一個特殊生活領域的人，只能發展其在這個領域特有的利益。超出經濟領域，他還是只能發展出經濟利益。如果超出了這個範圍，他也會被要求產生道德和民事利益，那麼這些只不過是變相的經濟利益。真正的道德和民事利益（權利利益）只能以專門致力於權利生活的理由出現，唯一需要考慮的就是權利是什麼。那麼，當人們從這種角度出發來考慮，去制定權利規則時，這樣的規則就會在經濟生活中產生作用。那就沒有必要在取得經濟權力方面對個人施加限制; 因為這樣的經濟實力只會使他的經濟服務與其能力相稱-而不是用它來獲得社會生活中的特權和福利。
類似的反對意見是，這種關係畢竟表現在人們在商業上的交往中，所以把它想像成與經濟生活分離的東西是完全不可能的。從理論上講這是對的，但並不一定意味著在實踐中也是如此，經濟利益在確定這些權利關係時應該是最重要的。指導經營的核心經營者必須與同一行業的體力勞動者有一定的權利關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作為業務經理在決定這種關係是什麼的時候有發言權。但他將來是會有發言權的，如果在一個共同的管理領域進行商業合作和解決權利關係的話，就會把他經濟上的優勢考慮在內。只有在考慮業務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質疑的領域要求有權利時，而且商業方法可以對這個權利體系採取任何權力的時候，兩人才能以這種方式一起合作，讓其權利意識不受損，經濟能力也不會變成一種禍害，這就是整個社會的福氣。
當那些經濟上有特權的人,利用其權力為自己謀私利時,那經濟實力比較弱的那些肯定會反對，一旦這種反對變得強大，就會導致變革動亂。但是，如果由於有一個特殊權利範圍存在使得這種特權不可能出現，那麼就不會有這種動亂。而這個有特權範圍的作用就是為那些無法自我積蓄力量的人維持有序的範圍，除非它們自己放棄後自暴自棄。任何想要避免變革的人，都應該學習去建立一種社會秩序，這種秩序會在時間的不斷流逝中完成，否則將會出現劃時代的成就。
有人會說現代社會運動都是即時發生的，和任何權利沒有關係，只是消除了經濟上的不平等。面對這樣的反對聲，我們必須這樣回答：人們內心被激起的要求，總會是在他們有意識地形成的思想中正確地表達出來。有意識形成的思想是直接體驗的結果; 但是這些要求本身就源於深層次的，並不是直接的生活體驗。如果一個人的生活條件能夠滿足這些要求，就必然會嘗試回到這些深層次的複雜事件中。從工業經濟與公民權利之間的關係來看，公民權利的生活取決於經濟生活。現在如果從表面上看，由於經濟生活形式發生了畸形的改變，要廢除權利對經濟依賴所帶來的經濟不平等，那麼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再次產生類似的不平等，新的經濟秩序再次被允許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起權利體系。人們永遠不會真正觸及到通過社會運動到現代生活表面上的東西，直到帶來一種社會條件，除了經濟生活的權利和利益，那些權利和自身的利益可以自己找到實現和滿足獨立的基礎。
人們也必須以類似的方式來處理精神生活的問題及其在公民權利和工業經濟方面的問題。過去幾個世紀的過程就是這樣的，精神生活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允許對政治生活、公民權利，或工業經濟產生獨立影響的條件下培育出來的。精神文化的一個最重要的分支——教育和公共教育的整體形式，是從公民權利利益出發的。根據國家利益的要求，人類是受過訓練和教導的，而經濟實力加強了國家權力。如果有人要在現有的教育和培訓規範的範圍內發展自己的能力，就必須以其生活領域所提供的經濟權力為基礎。因此那些在政治權利或工業經濟生活中可以找到其分布範圍的精神力量，完全有了生活的印記。任何自由的精神生活必須放棄在政治國家範圍內使自己有用的所有想法，並且只能在工業經濟領域內這樣做，只要這仍然不屬於政治活動領域。在工業經濟中，畢竟允許有能力的人充分發揮作用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這個領域中，只有在具有經濟實力的情況下才能完全取得成果。但是如果在社會主義思想轉變中普遍存在這樣一種傾向，經濟生活是按照政治和法律思想的方式進行的，那麼其結果就是自由精神生活的文化將被迫從公共領域完全消除掉。但是除了公民和經濟現實之外，必須發展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精神生活。它被迫從與這些現實不存在聯繫的來源中抽取實質性的內容，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將這種內容變成一種像實際現實一樣的動畫抽象的形式，而不會對他們產生任何有用的實際影響。所以在精神生活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潮流。其中之一是從政治權利生活和經濟生活中汲取生命力，並且日益滿足這些要求，並設計出符合這些要求的制度，但是卻沒有滲透到人的精神本質需要。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設計外部的系統，並把人們帶入其中，而不用理會他們的內在本質。
精神生活的另一個潮流來自內心深處對知識的渴望和意志的理想，這些都會形成適合人類的內在本性，但後一種的知識來源於沉思：這不是實踐生活經驗教導的要點，這些理想源於真善美的概念，但他們沒有力量去塑造生活實踐。考慮一下老闆、製造商以及政府官員除了日常生活之外，其內心深處對於心理概念、宗教理想、藝術興趣的認知。然後再考慮一下其在日常記錄中所表達出的想法，或者通過教育和指導來幫他們做好職業方面的準備。精神生活的兩個潮流之間有鴻溝，近年來這個鴻溝越來越大，因為自然科學中這種特定的概念模式已經成為人類與現實關係的標準。這種概念模式開始獲取超越人類活動和人類影響領域的時間以及過程法則的認知; 這樣人就像他在自然法則的計劃中理解的那樣，只是一個旁觀者。儘管在他引起的過程中，他使這些自然法則起作用，但在這裡，他自己只不過是給自己的存在和自然之外的力量的行動提供了機會。而他在這種活動中所運用的知識與他自己的本性截然不同，這並沒有透露與他自己的存在交織在一起的宇宙過程是什麼。對於這樣的認知，他需要一個宇宙的概念，統一到整個人類世界和外部世界中去。
這正是現代精神科學正在為之奮鬥的認知，它指向人智學。雖然充分認識到自然科學的概念模式對現代人類的進步是有意義的，但人智學卻認為自然科學認知模式所能達到知識永遠無法超越外部的人類。它承認世界宗教概念的基本性質，但也意識到在新時代的進化過程中，這些世界的觀念已經成為心魂的內在認知，而不是被人以任何方式來重塑其外部生活的，而這些外部生活是獨立存在的。
誠然，為了達到這樣一種形式的認知，精神科學對那些至今仍然頗有微詞的人提出了要求，因為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他們已經習慣了將實際生活和內在心魂看成兩個不同部分的概念。而這種習慣導致出現了利用精神洞察力可以形成對社會生活結構看法的懷疑態度。人們過去的社會思想經驗深植於心，這就是生活中所產生的精神文化；所以一旦有此類事情出現，他們就會懷念聖西門、傅里葉等人。大家對此類觀點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這類觀點是學習的結果，並不是生活體驗中獲得的現實知識，而是從邏輯過程中獲得的。人們由此而總結出：沒有一種精神適用於足以承擔實際生活之間關係並且獲得其認可的觀點。從這個常規理論來看，現代形式的各種觀點，多多少少都可以追溯到馬克思那裡。對那些持有創造讓人滿意的社會條件的積极參与者來說，這些是沒有用的。相反他們認為經濟生活的實際演變正在不可避免的走向另外一個目的，而這些條件就是結果。他們傾向於讓實際生活走自己的路，其理由是在實踐中思想無能為力，他們已經對精神生活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不相信會有任何一種精神生活可以克服過去幾個世紀佔主導地位的遙不可及和虛無縹緲的特徵。
但是,這是人智學所追求的一種精神生活，嘗試從鮮活的現實本身獲取其根源。而那些影響人類內在力量的外力，和外部現實的是一樣的。自然科學的概念模式不能歸結於這些外力、從外部現實中獲得經驗用於自然法則的編譯。世界的概念也不是或多或少的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上，今天再與這些外力鏈接。他們繼承傳統，但是並沒有深入人心。然而精神科學在嘗試著深入到源頭。它發展了認知的方法，這些方法引導人們由外而內的延續過程。精神科學方面的認識，呈現出了人們自我內在的實際體驗。由此而得出的觀點並不是推理的結果，而是貫穿於現實力量。因此這些觀點在界定社會目標和宗旨的時候，帶有現實的力量。起先，大家都覺得這樣的精神科學沒有人相信，但是當大家認識到這樣的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在近代發展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時，就會開始相信它，而這現在都公認為是唯一一種可能。一旦大家認識到其中的差異，他們就不會再相信當大家傾向於社會因素導致的實際塑造時，就必須得迴避社會觀點。他們開始認識到，只有從精神生活中獲得實際的社會觀念，才能找到人性的根源。大家就會清晰的看到，近代的社會事實上已經陷入無序狀態，因為大家企圖用思想來掌控一直在逃避的事實。
深入人類內在的精神認知發現，道德意義上的動機也是直接的。因為人對邪惡的衝動只是因為其平時通過思想和感知將本性隱藏了起來，所以說通過精神認知所形成的社會觀念，其本質上也必須是道德觀念。它們被吸引，不是來自思想，而是來自生活，使其擁有堅持意志和繼續行動的力量。而在一個真正的道德觀念的光照下，社會思想和道德思想成為一體。而這種精神認知所產生的生活，與人類生活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一切形式的活動都息息相關，即使在他處理最微不足道的實際事情上。因此通過這個精神認知，社會本能、道德衝動和實踐行為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個整體。
但是，這種精神只有直接來源於精神生活本身，在完全獨立於所有權威時才能蓬勃發展。國家為了培養精神而制定法律削弱了精神生活的力量，而完全依賴於自身固有利益和衝動的精神生活，將會觸及到大家在社會生活中所做的一切。經常有人反對人類需要徹底改變，才能在道德衝動的基礎上建立社會行為。當人們不被允許從自由精神生活的環境下長大，人的道德衝動就無法反映出來，而是被迫在社會政治法律結構領域工作並採取必要的改變，這些都是可以預知的。一個在自由精神生活下長大並受過教育的人，一定會自動的帶著自我個性印記。這樣的人不會讓自己像機器上邊的齒輪一樣固定在社會工作中，但是從長遠來說，這不會妨礙而會增加整體的和諧。社區生活的每個特定部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是生活在那裡的人群精神方面作用的結果。
其心魂呼吸著這樣一種精神所創造出的氛圍的人，就會投入到實際經濟目標所需的機構中去，這樣一來其社會需求也會得到滿足。大家以為可以設計出滿足這些社會需求的機構，而這個絕對不會與那些內外不一致的人進行社會交往，但是機構自己不能有社會性的工作。社會工作需要人類根據社會協調，在這種由生活利益所創造出的井然有序的公民權利體系內工作，並且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生產出實際生活需要的物品的經濟生活。
如果精神生活是自由的，只是從自身的衝動演變而來，那麼民眾的生活就會隨著人們的智性教育，從真正的精神體驗，調整為公民關係和權利的成比例發展。那麼經濟生活在培育人們的精神發展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
每個在人類群體生活中成長起來的機構都是意志的結果，而精神生活促進了它的進一步成長。只有在生活形勢複雜化了，比如受現代生產技術方法影響的時候，以思想為根本的意志才會與現實社會失去連接，後者會走自己的自動化過程。人把自己的精神抽離到一個小角落，並在那裡尋求精神物質來滿足自身靈魂所需。
從個人的精神意志控制不了這種機械化的過程來看，要改變現代社會運動的條件已經出現了。這是因為，精神在公民生活權利以及工業範圍內已經找不到個體精神生活的渠道了，個體在社會秩序範圍內所看到的就是個體自我，並不是公民範疇上的也不是經濟範疇內的。
而無法清晰看到這一點的人，就會對由三元系統所構成的這個主體社會的有機體的概念提出異議，每一個體系都有其獨特的基礎，比如說精神生活就是權力管理國家以及工業經濟的循環。他們會抗議說這種分化會有損於群體生活一體化的必要性，針對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說為了保持完整性，這個一體化正在自我毀滅。從經濟力量中成長起來的權利生活，在實際的運行中反而有損於其經濟力量，這是因為在社會機制內其經濟性不如舶來物。這種精神在公民權利和經濟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用這些東西來控制其運行的時候，就會出現譴責其生命精神的情況——每個個體都是從其心 魂深處出發的——來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無力感。然而，如果公民權利系統是獨立於權利意識發展起來的，如果精神的個體意志是在精神生活中自由發展的，那麼權力系統、精神力量以及經濟活動都會協作一致、共同努力。他們將能夠這樣做時就可以發展每個根據自己的適當性質、在不同領域的生活。正是在分離中，他們將轉向統一；然而由於人為的統一，他們變得疏遠了。
很多社會主義思想的人都對這一觀念嗤之以鼻，因為採取這種有機的社會形式並不能達到讓人滿意的生活條件，而只有通過合適的經濟組織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之所以這麼說，是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大家在經濟組織中的工作都是有賴於意志的。如果這麼跟他們說，他們就會會心一笑，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們正在忙著考慮社會這個大廈而不是這個「不言而喻」的事實，他們的經濟組織是通過共同意志來控制的。但是這個必須是組織內個體意志結合的產物。如果共同意志完全來自於經濟組織的觀念，那麼個體意志就永遠無法找到其範圍所在。但是如果和經濟責任一樣，有一個公民權利責任，它不是以任何經濟觀念來制定標準的，而是由權利意識單獨來決定，那麼個人意志就可以無限擴大了。如果是和經濟以及公民權利責任一樣，隨著精神的推動，自由的經濟生活才能找到落腳點,那就不會有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個人意志也就無法永久保持，那麼人類就會發現自己的意志需要向社會低頭，並且需要接受社會環境的磨鍊塑造。受自由精神生活影響的個人意志會獲得其社會效益，而受自我為基礎的公民權利的影響，這些個人意志受社會的調整最終會出現運行良好的社會意志。以社會為中心、由獨立的權利體系所組織起來的個人意志，將會在工業經濟中發揮其力量，按照社會需求生產並配送產品。
現在大多數人還是對建立一個以個人意志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缺乏信心，大家之所以對此沒有信心，是因為這種信心沒法從國家和工業經濟生活下獨立發展出來的精神生活中獲得。這種精神沒法從精神生活本身中自由發展出來，而是從外部組織中發展出來的，壓根就不知道精神的潛在是什麼。看起來需要一些指導和管理它的東西——並不知道精神指導和關係本身是什麼，如果可以的話，其實是從自身資源中汲取力量。它想要成為經濟和民間組織的分支機構的精神管理委員會，不管工業經濟和權利制度如何滲透其精神。
重塑社會秩序，不單需要善意，還需要精神力量不足所對應的勇氣。真正的精神認知可以激發這種勇氣，這樣的精神認知可以產生不僅用於給靈魂以內在導向的思想，而且在其生根發芽的時候也帶來了生命實際構造的種子。深入精神深處的意志，可以成長為足以支撐人類所有的強大意志。
大家說到精神認知紮根於生活時，不少人認為，本能使得大家在熟悉的生活軌跡上避免精神上的胡思亂想。但是這裡所說的精神認知既不是在實際生活中無法延續其抽象精神的部分，也不是一上來就否認精神來自實際生活指引的偏激想法。這兩種認知模式都忽略了外在生活對精神的影響，因而對於有意識的執行並沒有實在的迫切性。然而只有這種緊迫感才能帶來真實的社會問題方面的認知。目前為解決社會問題而進行的實驗取得了如此令人不滿意的結果，因為許多人還沒有能夠看到這個問題的真正要點是什麼。他們覺得這個問題是在經濟領域，所以希望經濟機構能夠提供解決方案, 認為會在經濟轉型的時候找到解決方案，但是沒認識到這些轉型只能通過新型精神生活中人性本身的力量及其獨立領域內的權利生活來完成。
「抓住現代人類向三元社會秩序發展的前進力量；使其成為有意識的社會意志和目標——這是當今社會情況對我們準確無誤的硬性要求。」
魯道夫·施泰納
19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