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們不僅分擔著部分工作，還做手工。我看到上午有幾位老人總是坐在陽光下，邊聊天邊織毛線，我問他們在織什麼？有的人在織娃娃，有的人在織圍巾，有的人在織動物。他們告訴我，織完後，會在聖誕節前的集市上義賣。
在老人院的主樓周圍，分散著幾個小房子，我挨個參觀了一下，有陶藝室、印刷廠、編織室、繪畫室、木工室、蠟燭工作室、商店等，每周有老師前來指導，平時，只要老人自己願意，可以選擇喜歡的手工去做。在編織室里，我看到一位老人認真地在織一塊毯子。在陶藝室里，老人和孩子在專心做碗和花瓶。他們的手工藝品也會拿到自己的商店去賣。
主樓里還有一個大廳，廳里經常傳出歌聲和琴聲，有一次我看見一位八十多歲的老爺爺在彈鋼琴，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奶奶在歌唱，周圍坐著幾位欣賞音樂的老人。他們人老了，但對音樂的熱愛沒有減少，他們沉浸在音樂中，一定忘記了年齡。為了讓行動不便的老人經常可以聽到歌聲、琴聲和說話的聲音，社區特意安排他們的住房離大廳和醫務室最近。
我參觀了一位老奶奶的房間，一個人一間卧室帶個衛生間，房間里的東西按照老人的心愿擺放，從窗子望出去，是綠色的樹林和迷人的鮮花、草地。這位老奶奶的桌子上還擺著一張老爺爺的照片，密瑞告訴我，那是她的 戀人，兩周前剛去世。
同胞社區認為，人的一生需要不斷地成長、學習，即使到了老態龍鐘的時候。開放的各類工作室、各種勞動、各種藝術活動，給老人們創造了良好的學習環境，真正做到了讓他們「老有所養、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老有所醫」。
輪流當「政」
這裡不僅僅是養老的地方，同胞社區的主要創辦人保羅為之終生奮鬥的理想是圍繞著對老人們的照顧，創建一個完整的微型社會，包括：醫療、教育、農業、金融、服務、保險、決策、工作、養育孩子、不同年齡的人共同生活、精神上的追求、死亡等等。最初幾位受到人智學激勵的志同道合者規劃的藍圖是一場社會性的試驗，1966年正式成立同胞社區。他們覺得老人們享受應有的醫療、保健，還遠遠不夠，日常起居、飲食、勞動，與他人的關係，生活中的任一方面都是廣泛意義上的醫療，設想日常起居紊亂、吃的是化學食品、人與人關係緊張、冷漠，整日無所事事，老人們怎麼還會身心健康？
一個健康的社區是生活其中的每個成員都能得到尊重。老人們的意見得到尊重，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的意見也一樣得到重視。密瑞說他們花了四年的時間來探索合作的最佳方式，比如清潔玻璃窗，有的人建議要用普通清潔劑，有的人要用有機清潔劑，還有的人覺得用自來水清潔就行了，有的人提出用舊報紙擦玻璃窗效果最好，怎麼辦？究竟聽誰的？餐廳需要添置新的桌子，有人喜歡圓形的桌子，有人喜歡方形的桌子;關於餐桌布，有人為了，節省開支，提議買便宜的，而另一些人認為，便宜沒好貨，要買就買質量好的。幾乎每一個決定都要反覆討論，直到每個^、都滿意。滿意並不意味著意見被採納，而是在充分體現每個人的心聲之後，以大家都同意的方式做出決定。
我參加了兩天早上的例會。每天早飯後，由兩個人來主持會議，分配每個人當天的具體工作。這也是同胞社區摸索出來的管理方式之一，在徵求每個人的意見基礎上，考慮當日的工作需求來做合理安排。負責安排工作的人不是領導，或重要人物，而是普通的工作人員或長期的志願者。密瑞認為這種方式避免了少數人發號施令，其他人聽從安排的弊端。
我當時的想法是，每天早上花十幾分鐘開會安排當日的工作，太費時間了，什麼人做什麼事情，用得著花這麼多的精力去折騰嗎？後來有人告訴我，美國人對程序的重視超過對效率的重視，比如在中國請專家演講，通常當時就能拿到講課費，而美國什麼事情講究按程序辦事，講課費要等兩三個月後才能拿到。效率是低了，但保證了程序正確。每天開會安排工作，的確效率降低，但卻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重要，有平等的機會輪流當「政」，真正體現了人人當家做主的理想。
整個社區分為九個工作小組，通常每三個月小組成員換一次，廚師並不永遠是廚師，他也會到地里勞動，會去照顧老人，或做清潔。這樣，每個人都熟悉社區里的各項工作，在提出建議時，即考慮到不同崗位的特點，又能從整個社區的需要出發。
我在社區的兩天，密瑞問我是否願意在廚房做志願者，我很願意。我在廚房做了兩天的洗菜、切菜、洗碗、清潔的工作，享受和李侯復的暢談。
李侯復告訴我，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但也是最不自由的國家，什麼事情都有章可循，它是法律和規範之內的自由。有天我正在洗菜，突然被一位廚師推到門外，她邊推我邊說：「快出去!」我莫名其妙，不知怎麼回事。站在門外發愣，這時一位先生夾著一個公文包走過來進了廚房。後來得知，這位先生是政府衛生檢查人員，如果發現廚房違規操作，就會處罰、降級。政府規定廚房工作人員一律戴帽子，而那天沒有人告知我要帶帽子，眼看有人來檢查了，趕快讓我離開。那位廚師一個勁地向我道歉，因為事發突然，沒有時間對我解釋。
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令我感到十分好奇的是社區工作人員的收入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需分配。華德福老師郁寧遠2001年第一次來到同胞社區時，他驚訝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在中國沒有實現，卻在同胞社區實現了。一個人的收入和學歷、崗位、工作量無關，兩個人做同樣的工作，由於家庭負擔不同，得到的補貼不同。而一位醫生的收入可能比一位清潔工的還少，如果醫生只需撫養一個孩子，而清潔工卻有兩個孩子需要撫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