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世界生產怎樣的荒謬，滋生怎樣的冷漠，有這樣青春的人在世人厭棄的角落，搭建著某個領域的高度，總讓人生出相信，覺得這世界還挺好的。
本文由「好好虛度時光」授權刊發，特此感謝作者：息小徒
原載：微信公眾號好好虛度時光(ID:hhxdsg)
不到30歲的筱葉，選擇的工作，是服務和研究「特殊需要」人群。這個人群通常被叫成 「傻子，瘋子，智障，殘疾人……」
筱葉的工作，在很多朋友看來，這才叫「虛度時光浪費青春」，不美，不被人羨慕，還看不到前途。
每個人都有不得不做的事，這件事，就是筱葉的「不得不做」。
初二時，筱葉的媽媽去英國學習華德福教育，在那裡接觸到「康復村」，並把所見講給女兒。
那是筱葉第一次知道，在世界另一個地方，有人在以共建社區的方式，服務人們眼中的智障、殘疾人，以使他們獲得更好的生活。
2010年，筱葉大學畢業，她申請去英國社區式康復學校做志願者。
這所學校招收16到22歲的青少年，他們有不同程度的自閉症、唐氏綜合症、癲癇、發育遲緩，或基因疾病。
也有的學生，又是癲癇，又是自閉症，有一個學生擁有罕見基因病，是世界上第一例這樣的病症。
進入康復村之前，筱葉抱定了去好好照顧「病人」的心。
到那之後，讓她大感意外，沒有上崗培訓，連學生檔案也沒給她看，「我想『特殊需要人群』，怎麼也是病呀，我怎麼也該懂點相關的知識吧。」
帶著滿腦子疑問接觸一段時間後，筱葉很快就明白了，這裡有與國內截然相反的方式：對特殊人群最好的照顧，是像認識普通人一樣去認識他們，像對朋友一樣對待他們。
「他們首先是和我們一樣的生命，然後才是不同程度的心智病症，一切的出發點都應該是愛與平等接納。」
志願者和工作人員稱呼這些特殊需要人為學生。他們同吃同住，共同勞動。志願者還需要每天幫助無法自理的學生換尿布，喂飯，洗尿布，洗澡。
每天七點四十五到八點半，清晨讀詩，準備早飯，之後做清潔。九點之後有韻律舞、烹飪、濕水彩，或者其他手工工作坊課程。
晚餐後有許多活動：唱歌，睡衣派對，舞會，太極，故事會，或者烤著火喝熱巧克力。
這些事情，都由志願者帶領。筱葉看到，很多學生剛來時連桌子都不會擦，上廁所把大便弄得到處都是，但過了一段時間，大都發生了實際性的改變，很多學生會費力地練習「謝謝」兩個字。
他們專註練習一件平常不過的小事時，那種不屈不撓的生命力，讓筱葉動容。
在特殊需要人的世界裡，沒有任何隱藏在皮囊下的情緒，他們開心就會大笑，傷心便會痛哭。他們停留在生命最初的狀態，不會為了達到目的而裝腔作勢，也不會言行不一口是心非。
有一個學生，住在筱葉對面的房間，總是反覆唱同一句歌詞，唱得很大聲很好聽。她會在大家吃飯時突然開唱，開心難過，她都唱，把所有情緒都放在歌聲里。
也有的學生，會用偏向暴力的行為表達自己。有一次筱葉被一位男學生用木棍打到眼眶，她哭了很久，難過了很久。
不親自承受時，說愛和接納很輕鬆，但只有在憎惡和排斥的情緒升起時，才是真正修練愛和接納的時機，也才知道自己的愛是停留在嘴上，還是深入到心裡。
筱葉逐漸明白，一切社會固有的交往套路，在特殊需要人面前都行不通，這不是一個社會身份標籤與另一個身份標籤的互動，而是生命與生命，心靈與心靈的溝通。
當各種情感都被赤裸裸地放大在眼前，生長出來的往往是雙向的救贖，特殊需要人群，在每一次溫和或激烈的表達中，調試出更合適的方式。
而筱葉感悟到的是，愛即是一種先天的情感，更是一種後天不停修行得來的寬廣和柔軟。
即使特殊需要人的父母，許多也並沒有真的做到愛和接納。
回國後，筱葉到國內的自閉症中心做分享，沒講五分鐘就被打斷了。
這裡的爸爸媽媽更迫切地想知道，目前醫學上有什麼新進展，可以治癒自己的孩子。
最讓筱葉印象深刻的，是父母神情中流露出的絕望，一提到自己的孩子就流淚，絕望使人生只剩下一個願望——哪怕傾家蕩產也要把孩子治好。
愛到承重得完全聽不進「這樣的孩子只是與眾不同，他們更需要被接納，需要被最親的人當作完整而獨特的生命。」
她見過很多家庭無法接受特殊的孩子，最終拋棄了他們。
這促使筱葉思考，時代推著人往前走，叢林法則適者生存，幾乎容不得弱者的存在。
在這樣的大環境，微不足道的自己，能做什麼？是審時度勢後順勢而為，還是逆水行舟？
大學時筱葉想過自己的未來，想過做個叱喳風雲的商界女強人，也列過一串夢想，比如當個藝術家，或者做個記者。還去雜誌社、諮詢公司實習過，但走進去發現，根本不是自己想做的。
在英國康復村做那三年志願者的經歷，對筱葉的職業選擇，影響重大。
她清楚地感受到，這個世界上沒有所謂的公不公平，完不完美，只有每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我們對有差異的他人的理解和包容，就是對自身的寬容和接納。
盧安克說，「精神本身是做不了事情的，只有我去做，它才得到實現。對困難的克服才帶來進化。」
結束英國志願者準備回國之前，有朋友力邀她到自己公司，開給她很高的薪水，說，「我覺得你要想做好事，就掙很多錢，給他們錢不就行了嗎？」
她不認可，用錢解決問題既粗放又容易，總要有人深入到細節里，去做更源頭的改變。
回國之後，筱葉去了監獄，做應用戲劇。
費盡心血花了四個月，她在北京一所監獄做起了戲劇工作坊，其中一部分會用到面具，犯人們戴著面具參加戲劇表演。
帶上面具之後，犯人會有一種安全感，重複犯罪場景，投入扮演一個角色，其實是在釋放疏導自己。
這個過程一點都不容易，沒有人做過，別人總是猜測她的動機，獄警們看到她的應用戲劇，也覺得「嗨，有什麼用，耽誤時間！」
但筱葉心裡有一條系統思考的線，這些人為什麼會犯罪，他們在監獄的心理狀況，他們出去之後如何面對生活？荒蕪的心如何重新站在土地上？
這些盤踞在心裡的疑惑，驅使她呆在監獄，親自觀察了解。
她在監獄中看到，很多惡的源頭，來自其他惡的環環相扣。家庭環境差，從小輟學，沒有接受過更多教育，遇事時看不到另外一條路，最後選擇極端的方式。
倒推來看，所謂惡人，背後大多有一個咬緊牙關的靈魂。
有一個犯人，以前在工廠里打工，有一次被打得頭破血流，還沒有錢去醫院，疼痛與憤怒交織的那一刻，他心裡決定，要用拳頭說話。
筱葉的應用戲劇，讓犯人疏解積壓在心裡的憤怒，也讓他發現原來還有更好的解決方式。
而筱葉獲得的，是在應用戲劇之外，對監獄學產生了探究的興趣，因為太冷僻，國內在這一領域深耕的人寥寥無幾。
生活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在某個時刻被判定為「不正常」的人。人心中的任何能量，無論善惡，都是客觀存在，我們無法消滅，只能轉化。
對「惡」的根源不去探究，也就談不上將其轉化成善。
「美好的產生，從來不來自於他人，而來自於自己。」筱葉從不寄希望不滿意的狀況會一夕改變，靠自己去努力，緩慢地堅持。
筱葉提到這個領域的前輩，最讓她景仰的，是中國著名犯罪學家嚴景耀。
1927年，22歲的嚴景耀，去了京師第一監獄，當一名志願「犯人」。他穿上囚服，與刑事犯人同吃同住。親嘗鐵窗生活後，寫下《北京犯罪之社會分析》、《中國監獄問題》等至今仍極有價值的論文。
嚴老之後，國內這領域幾乎進展緩慢。
筱葉說，自己所做的，沒什麼道德上的高尚，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得不做的事，「這就是我不得不做的事。」
我問她，你一個不到30歲的姑娘，天天扎堆在邊緣人群里，不怕影響自己嗎？
她笑，「不覺得會有什麼影響，有人研究桌子椅子，螞蟻，小狗，我選了邊緣人群，這沒什麼特別。」
「就和人們選擇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一樣，這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我違背不了我的內心。」
人生雖有無數種可能，可當選擇了一種，便意味著其他的從此消失。「結果是什麼？不知道，只有儘可能地改善。」
不把自己所做之事看得特別，平常心待之，那麼對所承受的艱難也不會覺得難於其他道路，反而更容易走下去。
筱葉讓我覺得，成為這樣的人不容易，但也不會如想像中難。找到那件「不得不做」的事，宿命般去堅持。
無論世界生產怎樣的荒謬，滋生怎樣的冷漠，有這樣青春的人在世人厭棄的角落，搭建著某個領域的高度，總讓人生出相信，覺得這世界還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