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說明:本文為基於原始學術論文撰寫的中文研究導讀,並非論文全文翻譯。文中對課程實踐的介紹依據論文所提供的研究資料,部分教育意義與啟發屬於編者的延伸思考。
撰文:2026年11月22日
1919年,第一所華德福學校在德國斯圖加特創辦。一個多世紀以後,華德福教育已經傳播到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教師學習相似的教育理念,講述相似的故事,使用相似的教學方法,也常常沿用源自歐洲的課程安排。
然而,一個問題始終存在:當一種教育從它誕生的文化土壤中走出來,來到另一種語言、歷史與生活環境之中,究竟應該保留什麼,又應該改變什麼?
這個問題對於中國的華德福教師並不陌生。
我們熟悉那些從歐洲傳來的課程:一年級的童話、三年級的農耕與建造、四年級的人與動物、五年級的古代文明,以及隨著年級逐漸展開的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
但當孩子生活在中國,使用中文,熟悉的是身邊的山川、動植物、節氣與社會生活時,這些課程是否仍然應該保持原來的內容和形式?
2025年10月,國際學術期刊《施泰納教育研究》(Research on Steiner Education,簡稱 RoSE)發表了一篇值得中文華德福教育界認真閱讀的論文:《華德福教師如何實現課程本土化:實踐、反思與對話》。
研究由 Martyn Rawson、Hsiaohua Hsueh(薛曉華)和 Hornfay Cherng 等學者共同完成,涉及四位大學研究人員與七位台灣資深華德福教師。
這不是一篇單純討論教育理念的文章。研究者與教師共同探討課程,重新設計教學,並將這些設計帶入真實課堂,通過觀察、記錄、交流和反思不斷修正。
它所提出的問題,不僅關係到台灣華德福教育的發展,也值得所有使用中文開展華德福教育的教師思考。
一、我們繼承的究竟是教育原則,還是課程形式?
華德福教育在世界各地傳播的過程中,曾經存在一種很自然的傾向:既然這種教育誕生於德國,那麼德國早期學校的課程安排和教學方式,便容易被視為最正統的範本。
於是,一種教育的具體歷史形式,逐漸被當作這種教育本身。
論文作者回顧了華德福教育國際傳播的不同階段:早期傾向於忠實複製原有模式,後來逐漸適應當地教育文化,再進一步發展出能夠回應當代社會的新實踐。
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細節。
早在1925年,第一部華德福課程綱要出版時,編者 Caroline von Heydebrand 就已經強調:理想的課程必須適應具體的國家、文化、語言、學校環境,以及教師和兒童的實際情況。
換句話說,課程從來不應該是一份可以在任何地方原封不動執行的固定清單。
這與我們今天有時看到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照。
當一位中國教師準備四年級動物學主課時,究竟應該按照歐洲傳統課程中的動物順序來教,還是從孩子能夠觀察、能夠親近的本地動物開始?
當一位教師準備歷史課程時,應該怎樣處理歐洲文明史與本土歷史之間的關係?
當一年級兒童開始學習文字時,源自拼音文字的圖像識字方法,又該怎樣面對結構完全不同的漢字?
這些問題並不是對華德福教育原則的背離。恰恰相反,它們要求教師更加深入地理解這些原則。
如果我們只記住過去的教師教過什麼,卻忘記追問他們為什麼這樣教,那麼教育就容易從一種活生生的創造活動,變成對既定形式的重複。
二、台灣七位教師開始了一場課程研究
這項研究於2021年開始籌備。
台灣清華大學華德福教育相關研究團隊邀請來自不同學校的資深教師,共同討論教學藝術、教師學習共同體,以及課程如何回應台灣的文化和教育現實。
參與教師來自桃園仁美、新竹市、宜蘭慈心、新竹照海、彰化阿特納等華德福教育機構。
研究並不是由大學學者制定一套新課程,再交給教師執行。
相反,教師本身就是研究者。
他們從自己熟悉的課程出發,尋找值得重新審視的問題;在研究團隊中討論教學目標、課程內容與方法;隨後將新的設計帶回課堂實施,再依據學生的學習過程進行反思。
整個項目採用行動研究與合作式教師研究的方法。
研究團隊要求每個課程項目回答三個基本問題:
為什麼教?
這個主題與兒童當前的發展有什麼關係?它與前後年級的學習如何銜接?
教什麼?
兒童需要獲得哪些知識、能力、態度與經驗?哪些內容真正適合當地生活環境?
怎樣教?
教師應該選擇什麼材料、組織什麼活動,怎樣讓兒童與所學習的事物建立真實聯繫?
這些問題看起來簡單,卻能夠改變教師備課的起點。
教師不再只是打開一本課程指導書,尋找這個年級應該教什麼,而是先理解兒童、理解課程目標,再決定怎樣組織教學。
項目中的新主課通常持續約三周。教師收集學生作品、課堂活動照片和反饋,並向研究小組彙報。有些教師在再次教授同一課程時繼續調整設計。
2023年,研究團隊還組織了階段性成果交流。
這是一種與單純參加培訓截然不同的教師成長方式:教師不是只學習他人已經形成的教學經驗,而是在自己的課堂中創造、檢驗和積累經驗。
三、從身邊的動物開始:四年級動物學的重新設計
在七位教師的研究中,四年級「人與動物」主課是一個特別容易理解的例子。
教師李泓哲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
一百年前在德國教授人與動物課程,與一百年後在台灣教授同樣的課程,究竟有什麼不同?
傳統華德福四年級動物學課程,重視兒童通過認識不同動物的身體結構、運動方式和生活習性,逐漸理解人與動物的關係。
這一教育意圖可以保留。
但具體應該認識哪些動物,卻未必需要由歐洲的課程傳統決定。
在這個項目中,教師選擇了台灣桃園地區兒童相對熟悉的本地動物,並結合自然觀察、戶外活動和生動敘述開展教學。
這種改變看似只是更換了動物名單,實際上觸及了課程的核心。
孩子認識動物,並不只是為了記住它的名稱、外形和分類。
他們需要學習觀察,發現不同生命的生活方式,感受動物與周圍環境的聯繫。
研究中還有一個很有意味的細節:野生動物並不會按照教師的計划出現在孩子面前。
一次自然觀察可能什麼也沒有看到。
但作者認為,這樣的經歷同樣具有教育意義。孩子需要等待,需要保持耐心,也需要面對期待落空的時刻。
在一個越來越習慣即時滿足的時代,這種經驗本身就值得珍惜。
與此同時,教師的敘述並沒有因為強調直接觀察而失去價值。
當兒童無法近距離觀察某種動物時,教師可以通過自己充分準備後的生動描述,幫助兒童在內心形成動物的形象,理解它的動作、習性和生活環境。
這裡呈現的不是「觀察取代故事」,也不是「故事取代觀察」,而是兩者之間的相互支持。
對於中國教師來說,這個案例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啟發:
課程本土化不一定意味著發明全新的教學方法。有時,它只是要求教師重新認識兒童腳下的土地。
我們周圍的鳥類、昆蟲、家畜、野生動物,以及它們與當地生態環境的關係,都可能成為課程的真實起點。
重要的不是選擇了多少本土材料,而是這些材料能否服務於兒童的發展,並幫助他們與世界建立更深刻的聯繫。
四、從生活的地方出發:重新認識四年級地理
另一個案例來自四年級地方地理課程。
教師許博勛重新設計了這一主課。
在傳統華德福課程中,兒童通常先從熟悉的生活環境開始認識空間,再逐漸擴展到更大的地理範圍。
研究中的教師保留了這一基本方向,卻更加認真地追問:對於生活在新竹的兒童,什麼才是真正屬於他們的地方地理?
當地的產業、港口、傳統建築、農作物、濕地與生態環境,都成為教師重新思考的對象。
論文提到了新竹地區的荔枝、漁港、玻璃產業和濕地等地方特徵。
這些內容並非僅僅作為有趣的地方知識加入課程。
教師試圖讓兒童從自己生活的地方出發,逐漸理解人類活動、自然環境與地方文化之間的關係。
在準備過程中,教師還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多次調整課程安排。
這提醒我們,所謂地方地理,並不等於在課堂上介紹幾個著名景點,或者讓孩子記住家鄉的行政區劃。
真正的地方地理,首先關心兒童怎樣經驗一個地方。
他們是否知道每天經過的河流從哪裡來?
是否了解附近的農田種植什麼?
是否注意過當地建築為什麼採用某種形式?
是否能夠逐漸理解自己的生活與自然環境、勞動和社區之間的聯繫?
從這樣的角度看,地方地理不僅是一門關於空間的課程,也是一種幫助兒童建立歸屬感的教育。
五、歷史課程不能永遠只有歐洲的視角
如果說動物學和地方地理的本土化相對容易理解,那麼歷史課程的調整則更加複雜。
因為歷史不僅涉及知識,還涉及文化記憶、身份認同,以及我們怎樣理解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研究中的兩位教師分別探索了九年級台灣歷史和十年級古代歷史課程。
九年級歷史課程的一個重要改變,是不再完全按照傳統的年代順序,從遙遠的過去一路講到現在。
教師嘗試從學生所處的當代社會出發,引導他們觀察現實生活中的不同文化因素,再逐漸追溯這些現象的歷史來源。
課程也涉及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神話、藝術和音樂等內容。
作者指出,這一階段的青少年正在面對身份認同、社會關係和個人判斷等發展任務。因此,歷史教學不應只是提供一套已經完成的歷史敘述,也應該幫助學生形成自己的理解與判斷。
十年級古代歷史課程則嘗試把考古學、科學研究、神話、文化記憶與人類早期社會的發展聯繫起來。
論文強調多重視角的重要性。
歷史教育既不能簡單地用歐洲中心的敘述取代本土經驗,也不能因為強調本土文化,就陷入另一種單一的民族主義敘述。
對於教師而言,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幫助學生面對歷史材料、區分事實與解釋,並逐漸發展獨立判斷的能力。
這也是課程本土化中最需要謹慎的領域之一。
教師當然應該幫助兒童認識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但教育不應只是要求學生接受某一種預先確定的身份敘事。
一門有生命力的歷史課程,應當讓學生有機會理解不同的經驗、不同的觀點,以及歷史本身的複雜性。
六、當人工智慧進入生活,華德福學校應該怎樣回應?
七個研究項目中,還有一個非常具有當代意義的主題:數字媒體教育。
教師林怡慧從數字技術和人工智慧的發展出發,嘗試為九年級學生設計相關課程。
這項研究值得注意,因為它面對的是傳統華德福課程中沒有現成答案的新問題。
長期以來,許多華德福學校對數字技術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尤其強調兒童早期應當擁有豐富的身體活動、感官經驗與真實的人際交往。
然而,當學生逐漸長大,數字技術已經深刻影響他們的學習、交流、工作和社會生活,學校不能只停留在限制使用的層面。
教師必須進一步追問:
學生應該怎樣理解計算機和數字技術?
怎樣認識這些技術背後的社會變化?
怎樣在使用技術的同時保持自主判斷?
人工智慧的發展,又對人的思考、創造與責任提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案例的意義,不在於它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複製的人工智慧課程。
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華德福課程並非只能圍繞一個世紀以前已經確定的主題展開。
當社會出現新的現實,教師需要重新理解兒童和青少年正在面對的世界,並據此發展教育內容。
教育傳統的生命力,不僅體現在它能夠保存什麼,也體現在它能否回應尚未出現過的問題。
七、在科學教育中,重新建立人與現象的關係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來自化學課程。
教師李心儀重新審視了華德福科學教育中的現象學方法。
在這一教學傳統中,教師通常先引導學生觀察具體的自然現象,描述變化,討論其中的聯繫,再逐漸形成概念、規律和科學解釋。
例如,在認識化學變化時,兒童可以先從熟悉的物質及其變化出發,通過觀察燃燒、溶解、加熱等過程,積累真實的感官經驗。
隨後,隨著年齡和學習能力的發展,再進一步理解這些現象背後的科學概念。
這一教學路徑與從抽象模型和符號系統開始的某些教學安排形成了對照。
但需要強調的是,現象觀察與科學理論並不應被理解為互相排斥。
學生既需要親身經驗,也需要掌握經過科學研究建立的概念、模型與解釋。
這項研究的意義,在於教師試圖更清楚地說明:不同年齡的學生應當怎樣從經驗走向理解,以及科學課程如何同時回應兒童的發展和現代科學知識的要求。
它也提醒我們,華德福教育中的許多教學方法,不能僅僅因為具有悠久傳統就被認為有效。
教師需要能夠解釋自己的教學選擇,說明課程如何組織,並認真觀察學生實際學到了什麼。
八、課程本土化,不是隨意改變課程
讀到這裡,一個問題自然會出現:
如果每個國家、每所學校、每位教師都可以調整課程,那麼華德福教育還有共同的課程基礎嗎?
論文作者藉助一個「分層課程模型」,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這一模型將課程理解為三個相互關聯的層次。
第一層:宏觀層次——教育的發展原則。
這一層關注兒童和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以及課程如何回應不同年齡階段的發展任務。
它為不同國家的華德福教育提供共同的教育方向。
第二層:中觀層次——國家與地方的課程內容。
這一層關注具體社會中的語言、文化、知識、技能、法律和教育要求。
不同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和組織適當的課程內容。
第三層:微觀層次——教師的課堂實踐。
這一層發生在真實的教室里。
教師面對具體的兒童,設計教學活動,選擇材料,觀察學習過程,並不斷調整課程。
三個層次並不是彼此分離的。
宏觀層次提供方向,中觀層次讓課程紮根於現實,微觀層次則使課程真正成為教師與兒童共同經歷的教育過程。
這個模型的價值,在於它避免了兩個極端。
一方面,它不認為華德福教育必須永遠複製歐洲歷史上的課程內容。
另一方面,它也不意味著教師可以僅憑個人喜好,隨意決定教什麼、怎樣教。
每一次課程調整,都需要回答教育上的理由。
- 為什麼這一內容適合這個年齡?
- 它與兒童的發展有什麼關係?
- 它怎樣連接當地的文化與生活?
- 它與前後年級的學習怎樣銜接?
- 我們又如何判斷這種教學安排是否真正幫助了學生?
這些問題,才是課程本土化最重要的工作。
九、真正重要的,也許是教師如何成為研究者
這篇論文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價值。
它所研究的不只是七個課程項目,更是一種教師專業成長的方式。
在許多學校里,教師的教學經驗往往高度依賴個人。
一位經驗豐富的教師可能發展出非常好的課程,但如果沒有記錄、討論和研究,這些經驗就很難成為學校共同擁有的教育資源。
當教師離開學校,許多寶貴的實踐也可能隨之消失。
台灣這個研究項目嘗試改變這種情況。
教師不只是分享教學心得,而是把自己的課程實踐整理成能夠接受討論、檢驗和修正的研究。
大學研究人員提供研究方法與學術支持,教師則貢獻長期積累的課堂經驗。
兩者不是簡單的指導與被指導關係,而是共同研究教育問題。
論文作者特彆強調,這種合作讓教師的實踐經驗能夠進入更廣泛的學術討論,也讓大學研究與真實課堂建立聯繫。
對於華德福學校來說,這可能比某一套具體課程更加重要。
因為真正能夠長期發展的學校,不應該只依靠少數教師的個人經驗,而應該逐漸建立一種共同研究課程的文化。
教師會議可以不只是安排活動、處理事務、協調工作,也可以成為認真討論兒童發展、教學方法和課程經驗的地方。
如果一所學校能夠持續記錄課程、分享經驗、提出問題、修正實踐,那麼它就有機會形成屬於自己的教育知識。
十、這項研究能夠證明什麼,又不能證明什麼?
作為一篇學術研究導讀,我們也需要明確它的證據邊界。
這項研究主要採用行動研究與合作式教師研究的方法。
它的優勢在於貼近真實課堂,能夠呈現教師怎樣思考、設計、實施和調整課程。
參與者具有豐富的華德福教學經驗,研究又獲得大學學者的支持,因此能夠形成較為深入的專業反思。
但它並不是一項大規模的教學效果實驗。
論文沒有通過隨機分組或嚴格的對照研究,證明這些本土化課程比傳統課程帶來了更好的長期學習成績。
研究所呈現的積極課堂反饋,也不能直接等同於教學效果已經得到普遍驗證。
此外,參與研究的教師本身對華德福教育具有較高認同,其研究視角與完全獨立的外部評估有所不同。
因此,這篇論文最有力的貢獻,不是證明「本土化課程一定更好」,而是展示了一種較為系統的課程改進方法。
它告訴我們,教師可以怎樣把教育理念、地方文化、兒童發展和課堂經驗放在一起研究。
這是一種值得借鑒的方法,而不是一套已經完成、適用於所有學校的標準答案。
結語:讓教育在新的土地上繼續生長
華德福教育從德國走向世界,已經走過一個多世紀。
在這個過程中,各地教師繼承了大量寶貴的教育經驗:藝術與學習的結合、對兒童成長節奏的關注、對想像力和感官經驗的重視,以及教師作為教育藝術家的專業責任。
但繼承並不意味著重複。
當一種教育來到新的土地,它需要重新認識這裡的兒童、語言、自然、文化與社會。
對於中文華德福教育來說,這個過程尤其重要。
我們既不必因為課程來自歐洲,就把它的每一種歷史形式都視為不可改變;也不應該因為強調本土文化,就忽略教育原則與兒童發展的深入研究。
台灣七位教師的探索提供了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方向:
從真實的課堂問題出發,理解課程背後的教育意圖,選擇與當地生活相連的內容,再通過教學、觀察、反思和合作研究不斷完善。
也許,課程本土化最重要的變化,並不是把歐洲的故事換成中國的故事,把歐洲的動物換成本地的動物。
而是教師開始真正擁有課程。
他們不再只是執行一份從遠方傳來的教學安排,而是能夠理解它、質疑它、發展它,並為自己的教學選擇承擔責任。
一種教育傳統只有在新的時代、新的文化與真實的兒童生活中不斷被重新理解,才能繼續保持生命力。
原始研究資料
論文:《華德福教師如何實現課程本土化:實踐、反思與對話》
英文原題: An Inquiry into Waldorf Teachers』 Local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Reflection, and Dialogue
相關中文研究: 薛曉華等,《以「層級思維的課程設計」發展華德福課程:一個台灣跨校教師社群的實務探究》,《清華教育學報》,2025年,第42卷第1期,第127—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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