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惡」是心裡的一部分力量想要衝破出來,沒有約束的時候,或者說釋放得不恰當的話,被定義成「惡」了。」
本文由作者授權本站刊發,未經許可,嚴禁轉載作者:徐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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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曾經當過孩子,回望自己的成長,無論是生性調皮的搗蛋鬼,還是溫順聽話的模範小孩,都不可避免地做過「錯事」——打碎東西、撒謊、偷零花錢……做了這些事,再小的孩子都知道要藏著掖著,要是讓大人知道,少不了要挨一頓訓。
每次做錯事被罰,大人往往會說:「不要做『壞孩子』」,「再這樣就不是好孩子了」。可究竟什麼是「壞孩子」?「好孩子」和「壞孩子」的標準是什麼?完全意義上的「好孩子」真的存在嗎?
儘管培養出乖乖的「好孩子」是許多家長的目標,但我們卻看到,在許多經典的童書中,都有「壞孩子」的形象和他們的種種「惡行」。《長襪子皮皮》里的皮皮愛撒謊,《野獸國》里的邁克斯離家出走,《搗蛋鬼日記》里的加尼諾和《小淘氣尼古拉》里的尼古拉沒有一天不調皮搗蛋……這些故事中的主角不遵循常規、不停地製造麻煩,他們撒謊、哭鬧、捉弄他人……時常不把大人放在眼裡。可是,為什麼他們卻擁有長久的藝術生命力?
大概因為搗蛋與「作惡」的力量是孩子們的天性,而「好孩子」「壞孩子」的分別卻是成人社會的建構。在《孩子與惡》中,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曾對此給出一個溫暖的解釋:孩子的「惡」是心裡的一部分力量想要衝破出來,沒有約束的時候,或者說釋放得不恰當的話,被定義成「惡」了。
「狂妄」可能與創造力、想像力相伴相隨,而「乖」或許也意味著少了對未知世界的試探。偷竊、說謊固然需要糾正,但孩子們需要的是充滿愛意的導引,而非簡單粗暴的指責和打壓。長大成人的我們也許早已忘記了兒時調皮搗蛋的心理過程,但回到孩子的視角去體會,他們調皮搗蛋的動機何曾是真的「壞」呢?
在日本著名心理學家河合隼雄看來,大人把善意強加給孩子是包圍著孩子的惡。因為身體和心智上的某些優勢,大人們不大容易反省自己過度的控制欲,他們粗暴限制孩子的自由,試圖支配孩子所有的行動,指責訓斥孩子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大人們誤以為根絕「惡」就萬事大吉,迫不及待地掐滅「惡」苗,犯下了無數過失而渾然不覺,這種過失的犧牲品永遠是孩子。
要知道,魔鬼是消滅不盡的,只有大人和孩子都清醒地認識到「惡」是逃避不了的存在,大人面對孩子的「惡」忍耐力更強一些,用心觀察孩子的「惡」會怎麼發展、會有怎樣的過程,才能體驗到與孩子心靈的交流。
很少有人看到「惡行」背後的積極力量
什麼是孩子的惡呢?「惡」是心裡的一部分的力量想要衝破出來,沒有約束的時候,或者說釋放得不恰當,就被定義成惡了。其次,孩子不停生長必然不斷變化,變化導致他們嘗試向大人尋求新的關聯,此時,不能應對變化習慣、保持舊有方式和格局的大人必然會抱怨:「這孩子以前不這樣啊!」「這孩子真是越大越壞了!」孩子對原有關係的破壞在大人眼裡就是「惡」,因為它造成原有關係的解體,需要大人不斷作出變化以應對孩子的變化。
大人們必須儘力擺脫世俗的善惡判斷,看到孩子的「惡」的破壞力的同時,看到並理解其中的創造力和想像力。預見到孩子走向自立,大人首先迎來的就是反抗。能夠成為自立的契機,總歸在某種意義上跟「惡行」有扯不斷的聯繫。攻擊、爆發、欺凌、謊言、秘密和性都是成長過程中不可能繞開的,保有而不是掐滅這些惡行,就是保有孩子內在的力量,未來孩子才擁有超拔向上的可能。
不少經典的童書中,有各種各樣的「壞小孩」,和他們各種各樣的「惡行」——不討人喜歡,不合作,不遵循常規,製造各種麻煩,保守和培育秘密,撒謊,偷竊,欺辱他人和小動物……他們活在幽暗的自我世界之中,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是那些看到「惡行」背後積極力量的人,導引著他們走出自己的世界,超越原來的自我,成為好孩子。
比如普萊斯勒的《幸福來臨時》,描寫了經歷過可怕和殘酷的哈玲卡,因為大人們無條件的愛、理解與信任,敞開心扉,成為更好的人。
哈玲卡因為渴望見到唯一愛著她的婁姨媽而偷竊,雖然她明知道偷竊是不對的。她因此陷入恐懼不安。她的老師烏爾班小姐在發現募捐箱被打開過之後,什麼都沒有做,讓哈玲卡得到了參加募捐活動的獎勵,去什切青城堡遠足。遠足中,烏爾班小姐才問她:「你為什麼把募捐箱打開?你從裡面拿錢了嗎?」哈玲卡拒絕承認。烏爾班小姐竟然也沒有繼續追問真相,她保證:「我們今後不再談論此事。」
偷竊和說謊一貫被視作非常嚴重的道德問題。很少有成人能夠坦然面對,看到其積極的力量。其實,偷竊和說謊是非常費勁的事情。首先,孩子要能區分外部要求和自身的狀況不一樣,進而有把握自己能夠不讓對方發現這個不一樣;其次,孩子要掩藏好自己,同時表現出符合對方期望的態度和行為。這是心智成長的表現。
試圖糾正、遏制的大人們慣常做的,是摧毀這個力量,通過揭穿和懲罰製造恐懼,讓孩子再也不敢了,至少口頭承諾再也不敢了。大人們很少意識到,分辨內外的不一致,學會調和內外的衝突,是終身的課業。我對女兒說,活過不惑之年,為娘已經懶得撒謊了。我能理解自己,同時也能理解對方的態度和行為,不再錯誤地以為大家觀點一致、行為一致才能好好相處、共事。坦然接納這個不一樣,雙方都願意回到自身,反省自己給對方造成的困擾,才能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積極正向的關係,實現坦誠相對、相互關心。
難就難在,我們習慣了第一時間跳出來不高興,以情緒替代理解,接著就是評判這不對那不好。心裡的善意好意,總是以一副氣勢洶洶羞辱指責的模樣砸給對方,令對方無法接受。理解既然不能發生,只好用謊言來緩和關係。
至於偷竊,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會越來越有能力滿足自己的渴望。力量的增長加上我也認為偷竊是不對的,自然就不會陷入哈玲卡式的掙扎。小時候去人家地里偷番茄、偷黃瓜吃的事不再發生,並不全是害怕懲罰,而是一個接受了公共道德準則的人,在有足夠的力量滿足自己之後,主動選擇了令身心更輕鬆自在的活法。我能夠控制自己的渴望不如我能夠滿足自己的渴望,前者是壓抑,時常會陷入掙扎,只有後者才能提高自我價值感。對低齡的孩子而言,幫助他們讀懂內心的渴望,提供滿足自身渴望的更好的路徑與方法,遠比揭穿和懲罰更好地解決偷竊問題。
哈玲卡缺乏的不是道德規訓,而是滿足自己內心渴望的力量和機會,烏爾班小姐讀懂了她的掙扎、痛苦和不安,她願意「不再談論此事」,這不是放縱,而是懂得之後的信任,相信她有正確的價值判斷,會在願意說出秘密的時候坦陳一切。
我從來不認為大人們應該放縱孩子說謊和偷竊,但在應對之前,首先得試圖理解孩子為什麼會這樣,他需要怎樣的幫助和支持。理解是需要努力的事情,但唯有理解才會帶領我們找到更為適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比如像烏爾班小姐一樣平靜地等待。
在指正的同時,讓孩子體會到無條件的愛
香農的《大衛,不可以!》深受孩子們的喜愛,大衛一系列的惡行,引得孩子們哈哈大笑,快樂不已。孩子們不會把自己帶入到媽媽的角色中,不是在看大衛的笑話,他們透過大衛,看到和大衛一樣的自己——爬高拿餅乾,在浴缸里玩耍弄得洗澡水四處滿溢,常常把衣服和自己弄得髒兮兮,拿餐具和食物當玩具,貪吃,毫無節制地看電視,不收拾整理自己的物品,弄壞東西……大衛簡直就是集所有小孩的常見惡行於一身的超級壞小孩。
原來這世上不存在一出生就事事正確的小孩,每個小孩都必須努力地管理控制調整自己——是這些做「惡」的經歷和與「惡」衝突的經歷,讓孩子發現認識自己身上的惡,進而學會和它相處,試著控制。
最寶貴的是媽媽在無數的指正之後,仍會主動親近他,一遍遍告訴他:「大衛,我愛你!」母親的愛,並不是因為你做得好、做得對我就愛你,而是即便你有許多沒有做到和做好的事,我也依然愛你。這種無條件的愛,讓孩子產生力量和意願,去追尋那個更好的自己。
孩子許多的不合作,應被理解為「不能」而不是「不願」。他們處於生命生長的未完成態,無法控制好自己的力量,無法事事周全,需要我們的幫助和支持。而最好的支持就是,在指正的同時,讓孩子體會到我們對他們無條件的愛。
仍然強調,理解孩子的「惡行」不是為了放縱,而是希望大人停止嘮叨和對抗,接受無法適當釋放力量的孩子,辨識「惡行」背後孩子內在的需要。須知,大人以消除孩子身上的「惡」為教育目標,並不會因此使「惡」徹底消失掉,只會導致關係越來越惡劣,由此產生的「惡」甚至比原來的「惡」更為猛烈。簡單地堅決恪守道德和規則,有時候是很恐怖的,也很反人性,他們會讓孩子漸漸遠離我們,失去相互的支持和合作。
阿拉德和馬歇爾的《尼爾森老師不見了!》,給我們講述了一個好老師試圖與一群「壞孩子」建立相互支持、相互合作關係所付出的努力。最初,她的一味遷就退讓,並未贏得孩子的尊重,當她變身為嚴厲的斯旺普老師後,又無法贏得孩子們的喜愛。而經過了從尼爾森老師到斯旺普老師再到尼爾森老師的變化過程,孩子和老師都會發生變化。在教養的過程中,大人是擔負起更多責任的一方,一味放縱和一味地苛責,都不能幫助我們與孩子建立良好的關係。
原題《做錯事不可避免:沒有「壞孩子」只有「孩子」》
刊於新京報讀書周刊2018年06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