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不仅分担着部分工作，还做手工。我看到上午有几位老人总是坐在阳光下，边聊天边织毛线，我问他们在织什么？有的人在织娃娃，有的人在织围巾，有的人在织动物。他们告诉我，织完后，会在圣诞节前的集市上义卖。
在老人院的主楼周围，分散着几个小房子，我挨个参观了一下，有陶艺室、印刷厂、编织室、绘画室、木工室、蜡烛工作室、商店等，每周有老师前来指导，平时，只要老人自己愿意，可以选择喜欢的手工去做。在编织室里，我看到一位老人认真地在织一块毯子。在陶艺室里，老人和孩子在专心做碗和花瓶。他们的手工艺品也会拿到自己的商店去卖。
主楼里还有一个大厅，厅里经常传出歌声和琴声，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爷爷在弹钢琴，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在歌唱，周围坐着几位欣赏音乐的老人。他们人老了，但对音乐的热爱没有减少，他们沉浸在音乐中，一定忘记了年龄。为了让行动不便的老人经常可以听到歌声、琴声和说话的声音，社区特意安排他们的住房离大厅和医务室最近。
我参观了一位老奶奶的房间，一个人一间卧室带个卫生间，房间里的东西按照老人的心愿摆放，从窗子望出去，是绿色的树林和迷人的鲜花、草地。这位老奶奶的桌子上还摆着一张老爷爷的照片，密瑞告诉我，那是她的 恋人，两周前刚去世。
同胞社区认为，人的一生需要不断地成长、学习，即使到了老态龙钟的时候。开放的各类工作室、各种劳动、各种艺术活动，给老人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真正做到了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医”。
轮流当“政”
这里不仅仅是养老的地方，同胞社区的主要创办人保罗为之终生奋斗的理想是围绕着对老人们的照顾，创建一个完整的微型社会，包括：医疗、教育、农业、金融、服务、保险、决策、工作、养育孩子、不同年龄的人共同生活、精神上的追求、死亡等等。最初几位受到人智学激励的志同道合者规划的蓝图是一场社会性的试验，1966年正式成立同胞社区。他们觉得老人们享受应有的医疗、保健，还远远不够，日常起居、饮食、劳动，与他人的关系，生活中的任一方面都是广泛意义上的医疗，设想日常起居紊乱、吃的是化学食品、人与人关系紧张、冷漠，整日无所事事，老人们怎么还会身心健康？
一个健康的社区是生活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尊重。老人们的意见得到尊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意见也一样得到重视。密瑞说他们花了四年的时间来探索合作的最佳方式，比如清洁玻璃窗，有的人建议要用普通清洁剂，有的人要用有机清洁剂，还有的人觉得用自来水清洁就行了，有的人提出用旧报纸擦玻璃窗效果最好，怎么办？究竟听谁的？餐厅需要添置新的桌子，有人喜欢圆形的桌子，有人喜欢方形的桌子;关于餐桌布，有人为了，节省开支，提议买便宜的，而另一些人认为，便宜没好货，要买就买质量好的。几乎每一个决定都要反复讨论，直到每个^、都满意。满意并不意味着意见被采纳，而是在充分体现每个人的心声之后，以大家都同意的方式做出决定。
我参加了两天早上的例会。每天早饭后，由两个人来主持会议，分配每个人当天的具体工作。这也是同胞社区摸索出来的管理方式之一，在征求每个人的意见基础上，考虑当日的工作需求来做合理安排。负责安排工作的人不是领导，或重要人物，而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或长期的志愿者。密瑞认为这种方式避免了少数人发号施令，其他人听从安排的弊端。
我当时的想法是，每天早上花十几分钟开会安排当日的工作，太费时间了，什么人做什么事情，用得着花这么多的精力去折腾吗？后来有人告诉我，美国人对程序的重视超过对效率的重视，比如在中国请专家演讲，通常当时就能拿到讲课费，而美国什么事情讲究按程序办事，讲课费要等两三个月后才能拿到。效率是低了，但保证了程序正确。每天开会安排工作，的确效率降低，但却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有平等的机会轮流当“政”，真正体现了人人当家做主的理想。
整个社区分为九个工作小组，通常每三个月小组成员换一次，厨师并不永远是厨师，他也会到地里劳动，会去照顾老人，或做清洁。这样，每个人都熟悉社区里的各项工作，在提出建议时，即考虑到不同岗位的特点，又能从整个社区的需要出发。
我在社区的两天，密瑞问我是否愿意在厨房做志愿者，我很愿意。我在厨房做了两天的洗菜、切菜、洗碗、清洁的工作，享受和李侯复的畅谈。
李侯复告诉我，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但也是最不自由的国家，什么事情都有章可循，它是法律和规范之内的自由。有天我正在洗菜，突然被一位厨师推到门外，她边推我边说：“快出去!”我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站在门外发愣，这时一位先生夹着一个公文包走过来进了厨房。后来得知，这位先生是政府卫生检查人员，如果发现厨房违规操作，就会处罚、降级。政府规定厨房工作人员一律戴帽子，而那天没有人告知我要带帽子，眼看有人来检查了，赶快让我离开。那位厨师一个劲地向我道歉，因为事发突然，没有时间对我解释。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令我感到十分好奇的是社区工作人员的收入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华德福老师郁宁远2001年第一次来到同胞社区时，他惊讶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中国没有实现，却在同胞社区实现了。一个人的收入和学历、岗位、工作量无关，两个人做同样的工作，由于家庭负担不同，得到的补贴不同。而一位医生的收入可能比一位清洁工的还少，如果医生只需抚养一个孩子，而清洁工却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