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纳、理解和宽容
虽然这些学生有单纯、可爱的一面，也有非常令人苦恼的一面。中国志愿者曾子珂在日记里写道：“一位巴西男孩，他告诉我有一回吃饭的时候，他身边坐的学生说话，口水溅出来喷到他的汤里，他沉默纠结，还是喝下去了，因为大家都坐一起吃饭，他不好意思浪费。”曾子珂也遇到类似情况，身旁的珊妮打喷嚏，把口水溅到她的饭碗里，她吃还是不吃？
和子珂住在同一栋楼里的珊妮，大便不能自控。子珂的任务之一是每天早上清洁厕所。有一天珊妮用完厕所，子珂进去打扫，真是臭气熏天，马桶圈和墙上都涂有她的“杰作”。每位志愿者要练就一身不怕苦不怕累的功夫，还要修炼得不怕臭不怕脏！
另一位中国志愿者张筱叶在开始的时候，负责带一位女生做清洁，衣服脏了不愿意放到洗衣篮子里，她觉得一旦放进去，衣服就回不来了。筱叶就跟她解释，衣服肯定会回来的，她怎么也不相信，说多了就急得哭。
然而让志愿者能够坚持下去，甚至一呆就是几年的力量之一，是看到了学生的变化。从手把手擦桌子，搀着手过马路，到他们能够生活基本自理，短短的时间里，志愿者们看到自己的付出得到的回报，他们有了一种成就感。比如开学仅仅三周的时间，珊妮不再把厕所弄得又臭又脏。一位学生的家长欣喜地告诉他们：“我的孩子，行为改善了百分之七十！”
作为志愿者，不怕苦和累，不怕脏和臭，还要加一条，不怕被打。不知道何时，什么原因，学生会突然打志愿者。有一次张筱叶被一位有暴力倾向的男学生用木棍打到眼眶周围，她哭了很久也难过了很久，最后她还是接纳了这个学生。她说经历这样的事情，在挑战人的底线，看看人的宽容究竟能达到何等程度。我想起基督说：“有人要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马太福音）和特殊需要人一起生活学习，也是在磨练自己的心性。
张筱叶体会到宽容特殊需要人容易，反正这些人比较特殊。对于身边的正常人，却常常难以做到宽容，总觉得他或她和我一样，“凭什么他那样对待我？”张筱叶说，其实每位正常人也都有特殊需要的一面，别人可以做到，他却做不到的一面。
我对此深有体会，女儿和我分享一些自闭症的症状，我觉得自己似乎也有自闭症，比如：说话时不看对方的眼睛，别人说什么都信以为真、听不出别人的话外音、不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等等。根据美国2009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每110位正常人中就有一位自闭症患者。
两年前，一位热心环保的居士给我发来短信，大概的意思是我要打断某某的腿。我心里一惊，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有些生气，回复他：这样的短信以后别发给我！他回复：好的。万万没有想到2个月后他自杀了。别人告诉我，他曾经患过精神病，那段时间他和某某发生激烈争执。我心里无比惊讶、懊悔，如果我当时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也许他心里会好受些。
我想以后再遇到大发脾气、口出狂言的人，要心生怜悯，也许此刻他很痛苦，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情绪。他需要的是关心，而不是道德评判。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有病的。
鲁道夫.斯坦纳指出，如果医生想帮助个体恢复健康，他应着眼与全人类的健康，而不仅仅是孤立地看待个体。因为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人类社会组成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有意识，无意识的状态下，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其他的人产生着内在或外在的影响。
换句话说，别人的病，和我们的一举一动，每一刹那产生的念头，都有关联。这让我想起十年前在英国听到的一个故事，在一个古老的部落里，一个人生病了，整个部落的人会彻夜不眠地跳舞、唱歌，为病人驱赶病魔，直到他痊愈。因为部落的人相信，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就是整个部落在生病。
芒特康复村戏剧演出后志愿者和学生的合影 张筱叶摄
山岗上的大蜡烛
苏格兰有12家康复村，位于阿伯丁的康复村，是它的发源地。虽然康复村的思想来源于斯坦纳，但真正付诸实践的是奥地利的儿童心理医生卡尔柯尼克（Karl Konig 1902年——1966年），他医学院毕业后，读到斯坦纳的著作深深被吸引。1927年他参加深冬花园的庆典，目睹几位特殊需要儿童手中捧着点燃的蜡烛，沿着绿色的松枝围出来的螺旋缓慢步行，他事后写道：“这一刻我做出了决定——把自己奉献给照顾和教育这样的孩子，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建立一个顶上点燃大蜡烛的山岗，以便特殊需要的孩子可以找到这希望的烽火台，然后去点燃他们自己的蜡烛。每束火焰都会放射光芒。”终其一生，他践行了对自己是承诺。
当年在奥地利，柯尼克在行医的同时，坚持举办人智学读书会，在他的身边聚集着一群年轻人，日后成为他终生的朋友和同伴。由于纳粹势力在奥地利的扩张，他是犹太人，1938年他被迫逃难到了英国。
21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是孤单单的！我有勇气开始新的生活吗？—–欧洲到处充斥着空洞、浮华的荣耀，它正在变成战场。难道我们不能把真正欧洲的尊严摄取一小部分，让它变成一粒种子，—保留一部分它的博爱、它的内在自由，它对和平的渴望、它的尊严。——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嘴上，而是行动起来。去服务，而不是去统治，去帮助而不是强制，去爱而不是伤害，这将是我们的使命。”
柯尼克是康复村的奠基人、灵魂人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复村诞生的时代背景，康复村不仅仅服务于特殊需要人群，他们还想提供另一种社会尝试，在我看来，犹如乌托邦的试验。在康复村里，如柯尼克期待的，一直努力保留着欧洲最美好的价值观——博爱、自由、平等。
1940年6月1日柯尼克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阿伯丁迎来了12位特殊需要的孩子，标志着康复村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