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畫中的童年
在傳統的中國古畫中，留下了許多古代兒童生活的細節和浮光掠影。例如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許多從宋代到清代的畫卷，像是《百子圖》、《嬰戲圖》、《貨郎圖》、《清明上河圖》、《耕織圖》，還有趁著夫子睡覺，一群學童在學堂翻天覆地的《鬧學圖》，從中可見孩童踢球、撲蝶、嬉水、觀魚、戲蟲、放風箏、抓柳花、聽說書、看雜耍、打陀螺各種娛樂活動。而甜嘴零食、新鮮玩具、大人的疼愛摟抱無一不缺；與家人一同去大街遊玩，郊外踏青也是重要的活動場景。
在宗教繪畫中，兒童也沒有缺席。在宋代《童真像》、清代王仲謙《先真童子冊》中，都將童子與「天真」和「神仙」作氣質上的聯想。然而，這些天真爛漫、手舞足蹈，令人感覺甜美欣喜的兒童圖像，是否就是古代兒童生活的全部呢？作者提醒我們，許多這類圖畫本身皆帶有吉祥如意、多子多孫的功能性或宗教性，常常是工匠為了某些目的而描繪出來的，其中有一定程度的想像和主觀。雖然我們仍可從中了解當時兒童從事的各種娛樂活動與生活景象，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一個社會必有其多面性：有三餐溫飽，父母疼愛有加的孩子；必有流浪於街頭，孤苦無依的乞兒。隨著時間、空間、族群和階級的不同，「童年」也會有著不同的面貌與定義。
苦樂交織的童年
為了重塑古代兒童的情感世界，熊秉真教授使用了大量的明清文人行狀（生平事迹）、文集和古代士人詩文，觀察古人如何描述他們的童年生活。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古人的生存環境。以明清為例，由於家族關係和人際關係都比今天的社會綿密，加上一夫多妻制，因此在兒童的教養方面，親族彼此幫忙的情形很常見。例如外祖父母、祖父母、兄弟手足、甚至鄰人、僕婦、乳母、婢女，都可能負起養育的責任，而母親和嫡母也可能一起分工照料一個嬰兒，所以孩子會對幼時悉心照顧他的親人特別感懷，及至長大成人，仍念念不忘。例如，清代的牛運震在對叔母的祭文中，提及在他幼年所受的照顧。叔母愛抱著他，總是為他綁辮子、拿水果、治牙病。然而，一旦親族之間，或是父母之間紛爭不合，孩子也容易因為家族內部的人事鬥爭，而受到情感上的創傷。
有趣的是，我們經常以為傳統中國社會的父親總是不苟言笑、不輕易顯露情感，但在熊教授的研究卻使我們增加了對傳統父子親情的了解：雖然父親不太照料兒童的生活細節，但彼此談心、親昵，逗樂的描述卻經常可見。例如清代張庭玉的父親，在其幼時就作詩來讚美孩子的聰慧和氣質，得意之情躍然紙上，絲毫沒有遮掩的痕迹。
但是，另外一個負面的社會條件是高死亡率。由於男女平均壽命不及四十歲，因此許多孩童很小就得面臨雙親的死亡。如果是父親死亡，這個家庭往往立即面臨經濟上的危機。當時的社會並沒有太多職業容許女人來營作，至多是工資微薄的針線女紅，因此在物質條件急轉直下的情況下，往往孩子也必須幫忙大人兼營副業，像是牧牛、采蔬、拾薪等等。如果是母親過世，父親續弦，也必須隱忍不安和思念的感覺。明代散文大家歸有光自述母親死時，自己仍年幼無知，長大之後，卻老愛問家人母親在世時的瑣事，這正反映出對親人濃烈的思念。若是雙親皆亡成為孤兒，往往必須寄人籬下，更是倍加孤寂可憐，有些孩子長大後即轉向宗教尋求人生的意義。
因此，在明清的社會結構中，孩子經常必須面對親人的折損、離喪、分別，或者來自於師長的嚴厲教育與體罰。兒童對於大人的高度依附性，與其脆弱易感的天性，使得「童年」成為一種同時有著天真樂趣與人世苦楚的獨特經驗。
亞洲電影中的童年
當我們的視野從傳統的工筆人物畫，轉移到現代藝術—電影上，兒童的形象在鏡頭下呈現的意義與特質，反映的不正是當代人看待「童年」的真實寫照？例如，最近南韓新銳導演金基德所執導的《春去春又來》，片中導演以一個小沙彌的成長經歷，來看人性與人生的哲學命題。電影將人生從春季時小沙彌因為貪玩好奇而殺害小動物作為序幕，夏季時青少年沙彌為情慾而破戒，秋季時成年沙彌為妻子背叛而殺人獲罪，直至冬季時年老的僧人在寺院中收留養育棄嬰孤兒， 最終春天又臨人間。電影中反映的不只是季節，也是一個東亞的人生觀中的童年。人由童年而來，也將在另一個新生中死去， 生命是循環不息的因果。另一部由張藝謀導演所執導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則是展現了一個中國貧窮農村失學兒童的人生縮影。失落在城市中的農村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電影里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傳統文化中強調的善念與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