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老师帮助我很多，我觉得国中时期的老师跟国小又不一样了，国小的老师可能是父母，可以躲在他们的羽翼下接受保护，但是国中的老师则像是朋友，是辅助你去认识这个世界，在旁边引导你陪你，然后适时在你需要关心时给你意见，那时候我觉得我的自信心是建立于老师是用面对一个大人一样的在跟我们说话，我会觉得自己被尊重自己有能力，他们认为你可以，我好像就可以了，那是我国二升国三的转变。
可是那时遇到了一件事，我自己几乎完全无法承受，是要考基测（编者注：考高中，总共有两次，在五月和七月），一直以来，我都生活在自己很享受的教育环境里面，基测对我来说，是突然闯入我生活的东西，可能在一般大众或是台湾的学生眼里，那是必经的过程，就像是成年礼一样，只要是这个年纪的小孩，都要升高中都要考这场试，可是那时候我很痛恨这样的考试，因为在国三时像是艺术课程都要因此删减掉，要用来读课本、要写模拟考卷，那时非常挫折，我都称他为黑暗时期，我无法理解的一个东西，我在想，为何我这么大了，还不能选择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吗？为何我要跟着这个世界走？
那时我就跟家里说我不想考基测，开始跟家人起争执，他们觉得你不考基测你的人生就毁了，你不升学你要怎么找工作？其实那时我也知道我不可能不考，可是我还是有点冲动叛逆，像在跟所有人宣誓我就是不考，因为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时就跟家人吵架，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让自己冷静下来，那段时间完全不碰任何课业，因为我太过激动，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些东西。
最后是老师在旁边有给我一些意见，应该是说他很尊重我不想考基测的决定，我才恍然大悟说，其实我是有选择的，原本看起来只是一条路，看起来好像是我非得考基测，后来我自己想到另外一条路，就是回头看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想到华德福当老师，既然要当老师，就是要读大学才有能力，如果要读大学我就要考高中，所以我自己给自己一条路，那就是我要考基测，但是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也知道，我做了这个决定，就必须为这决定负责，必须好好去考，那时撑过这关，是因为有个理想在，很清楚自己在做甚么。
我后来就去考了，结果没有说非常满意，原本想考高中，结果考上了高职，这段黑暗时期也不算完全结束，因为到了高中后最大问题就是适应，也就是大家最好奇的，你们第一届的华德福学生到底怎么吗？适应得好吗？全部的人都在看，一进高职，就有不认识的老师走过来说，庭怡听说你是华德福毕业的，那你适应还OK吗？我每次都不晓得要如何回答他们？我应该说好吗？
其实没有说很好，也没有不好，我觉得在生理上非常好适应，比方说下课只有十分钟，然后一定有午休，然后要穿制服，有很多校规，花一两个月你就可以知道的事情，可是在很多心理层面的，是没有办法马上去适应的，例如有很多的考试，考试也就算了，最不适应的是考试后的比较，还有眼光，会让你觉得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为什么老师要比我们学生自己还要在意分数？
然后高一时几乎每天回家我都躲在被子里哭，也不敢跟爸妈讲，因为也怕他们担心，然后也会怕会让别人知道我适应不好，那我该怎么办？
那时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那是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过去所得到的经验都一一被打破，就好像我以前学的东西，来到这里全部都派不到用场。记得那时学校办了一场活动，请了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来演讲，那是教育界的威望人士，我自告奋勇参加，其实只是想问他一些问题，我那时问的问题好像是关于目前升学制度汰选方式真的适合教育吗？对学生完全没有不好的影响吗？结果我得到的答案是一个让我挫折非常久的答案。
我想说既然是一个知识分子，既然是一个有威望的人，那他应该也会觉得这个环境需要改变，教育也需要改变吧，结果他回答我的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谁不是在考试呢？你只要好好地念书好好地考试，那就可以了，我听了就哭了，心想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他误解了我只是一个不爱考试的小孩，只是一个逃避以及不喜欢念书的小孩？才会回避我的问题？
那次事件后，我从一个原本很尖锐的椎体，慢慢地被打破，慢慢再被拼凑回来变成一个多面体，慢慢地就不再那么尖锐，觉得虽然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以及接受这个世界，但是他或许就是这样，我只要做好我自己能做的就好了。
经过那次事后，我的自信心有慢慢地找回来，我的自信心来自于我知道我所想象的理想状态还是存在的，因为我看到那么多华德福的老师那么努力，他们在实践他们的理想，所以不管外面有多少人在抨击，有多少人不赞同你们的那些想法，但是，还是可以坚持自己的路走下去。
那时高一的黑暗期就这样过了，我被打破再重新拼回来后就过了。
到了高二高三我适应得非常好，我都跟老师说我在那边过得很快乐，即使是考试或是一般体制的教育，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可是我试着去理解，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游戏规则，我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可以跟着一起玩，但是我不必去喜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