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社区把工作和收入分开，他们不想用钱来买一个人的工作。每个人劳动得到的回报，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也就是说劳动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服务，服务是送给他人的一份礼物，不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社会上流行的做法是用付费的方式来评定服务的多少和质量，为他人服务容易变成为金钱服务。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口号“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后，有次我在旅游景点看到一条标语“为消费者服务”，意思就是你付钱，我为你服务，你不消费，我不服务。
多劳多得，避免有些人好吃懒做却拿一样的工资，但也可能使得一些人由于能力的差异而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前提之一是人们的觉悟水平极大地提高，人人都能自觉地、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我在同胞社区做志愿者的时候，虽然短短两天，的确看到每个人都在勤奋地工作，不仅完成本职工作，还会主动帮助别人。当李侯复做完午饭，他主动去洗碗间看看，发现有锅碗放在水池里，就去清洗。他说有的时候某项工作忙不过来，大家都会来帮忙。当工作人员的服务脱离了和金钱的关系，就变成人与人之间最真实、最真诚的心与心的相遇。
社区为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的住房、医疗、交通、伙食，孩子上学，如果需要，可以得到社区的资助。此外，工作人员根据个人或家庭的需要，提出每月补贴申请，由社区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另外申请资助。
鲁道夫斯坦纳创立的人智学是同胞社区的哲学背景，每周五晚上，社区有人智学学习小组，大家自愿参加。任何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接受人智学的观点。同胞社区主张，不要把某种思想灌输给别人。他们看重的是在生活和工作中把书本上的理想实践出来。
社区百分之三十五的收入来自活力生态农场、各种工作坊、印刷厂、商店，来自于工作人员没有工资只拿补贴，来自于许多志愿者的无偿付出。这使得他们的财政收入不是完全依赖老人的收费，反过来，他们还能资助低收入的老人，减免他们的费用。
同胞社区认为，没有志愿者的奉献，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每年平均有五十至六十位志愿者，无偿付出两万五千个小时的劳动。他们和老人、工作人员建立起友好的关系，相对而言，志愿者的流动性大一些，但每一位志愿者的到来，都像是扑面而来的春风，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同时，他们也会把在养老院学到的经验带到今后的生活中去。密瑞告诉我，一位老人曾在社区做了二十年的志愿者，十年前他成为养老院的一员。
愿智慧照耀我
愿力量渗进我
好让我成为
世人的帮手
上天的仆人
达至无私与真诚
我觉得这首诗表达了同胞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孜孜不倦的追求。
从摇篮到墓地
整个社区的面积有八十英亩，包括养老院、活力生态农场和有三百五十棵苹果树的果园，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以及其上的建筑物，仅靠养老院的收费是难以维持的。社区还需要认同这一理想的人的捐助，其中有位多产的画家波恩，去世后留下一千八百幅绘画作品，他的妻子在同胞社区颐养天年，把丈夫的作品陆续卖掉，资金全部捐给了同胞社区，使他们买下了农场。
另一位已故的南希女士，小时候被遗弃在一位银行家门口，银行家收养了她，而且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银行家去世后，财产留给了南希，南希一辈子没有结婚，老年的时候住进了同胞社区，她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临终前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给了社区，条件是社区里必须有老人和孩子。
不同年龄的人共同居住，既是社区的理想，也是南希的遗愿。距离养老院约百米外，就有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琳巴敦经常带着孩子们来养老院串门，每个孩子还认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每到逢年过节。老人和孩子们一起看偶戏演出，一起欢庆。紧挨着幼儿园的是一块菜地，琳巴敦说这片菜地是她带着孩子们种的，我问她：“孩子们哪会认真的种地？这片菜地全靠你一个^来照顾，怎么忙得过来？”她说：“虽然孩子不会像大人那样劳动，但他们也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很喜欢在地里劳动。老人们也会来帮忙。”
由于暑假，幼儿园里没有孩子，但我能想象出来老人和孩子在一起的场景。老人需要孩子的无穷活力和蓬勃的朝气，孩子需要老人的安详与睿智。瑞典的老师爱迪特曾对我说，有的老人明明年纪大了，却千方百计地梳妆打扮，显得自己很年轻，其实没有必要。老人历经沧桑后的豁达和包容，是年幼孩子心灵成长的最好养分。
社区里不仅有幼儿园的孩子，还有工作人员的孩子，他们有的是幼儿，有的已上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了。我来的第二天，早上例会时，主持会议的人告诉大家，一位日裔工作人员的儿子，已经是高中生了，那天来做志愿者。李侯复对我说过，同胞社区里长大的孩子就是和外面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更懂得怎样生活，“你看那个男孩，妈妈在这里上班，他有空就来帮忙。而外面的孩子，有空就看电视、玩电脑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