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從與家長工作的角度來看待這些練習。我怎樣思考我與之工作的家長？我的思想里有溫暖嗎？我對他們感興趣嗎？在我初次與他們會面的時候是否就有了批判性的看法？我怎樣跟我的同事或者家人談到他們？我對他們的想法里是否有善意？當我對某個家長有反感時，我是否意識到這更多的反映我的問題而非是他們的？
意志力：當我無法為家長提供幫助時，我是否有意志力去尋找家長需要的幫助？當我已經很累的時候，我是否還可以與某個家長談話而沒有抵觸情緒？我有意願為了更好的了解班上的孩子或家長們去做研究嗎？我在年終為他們的孩子寫報告的時候，評語是否考慮周到、誠實而且公正？我是否有興趣給一個家庭打電話聯繫，即使他們的孩子沒有做什麼錯事？我是否有透過一個孩子或家長的外在行為表象來看見那個人本質的意志力和想像力？我想讓一個老師為我或我的家庭做的事，我能夠為我的父母親做嗎？
鎮定感：我是否能夠回應，而不是反應？對一個困難的狀況作出回應，意味著我們同在人性的層面並不束縛任何一方；反應更多的是在動物性的層面，並讓所有牽涉其中的人感到壓抑。無論怎樣，我是否能夠發展自己內在平靜的中心？我是否能夠不僅從個人角度去看待事情，而是去問我自己其他人是怎麼想的？我是否具有足夠的專業性，而不被自己的同感或者反感所左右？我們自身的感覺不能說明其他人的問題；只能表達我們自己的局限。感覺其實是在真實的自我以外的。我是否能夠讓自己做事不匆忙，無論截止日期是什麼時候？魯道夫•施泰納曾經說，我們只有通過發展內在的平靜，才能夠在走向未來的道路上遇到邪惡時，倖存下來。
正向性：我是否在每位家長身上都找到了能讓我欣賞和尊敬的方面？無論孩子在班裡讓人覺得多麼挑戰，我是否能夠給予家長（並在我的內在找到）關於孩子的積極的畫面？我是否能夠擁抱無論多麼困難和不愉快的局面，並明白其中蘊含著我成長的可能性？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班主任曾經告訴我，「當你看到麻煩迎面而來時，請跪在地上並給予感謝，因為你將要學習一些重要的事情了。」
開放性：我們對新思想開放嗎？我們對其它的做事方法開放嗎？華德福教師因為相信自己是找到了真理的一群人並且以最好的方式與孩子工作這一點而聞名，而我們常常對華德福教育運動之外的工作方式沒有興趣。我們是否能夠發展對不同工作方式的興趣？我們能夠真正的說我們已經毫無偏見了嗎？我們必須隨時準備好自己，真理以新的方式顯現時，我們才能接收到它。我們是否能夠不局限於一個新的家長或同事身上的紋身或穿孔，而看到他們內在的人性？我們是否能夠像對待自己的看法時，帶著同樣的熱心去接受一個家長的角度和想法？對於我們中那些在華德福學校工作很久的人來說，我們是否能夠接受年輕一代教師帶來的新東西，即使與我們期望的有所不同？我們是否能夠認可每一代人所帶來的禮物？在我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活中，我們對不同的觀點有多開放？我們是否因為害怕衝突而設置防線或者退避三舍？
當然，在這樣一個激烈的個人主義時期，衝突自然會出現。我們能做什麼？第一件事是問你自己，問題是什麼？實質上，這意味著花點時間，不是去反應，而是去想想發生了什麼並且識別問題所在。然後，需要去問，這是怎樣發生的？是哪些步驟把你帶到了當下的狀況？這實際上是以太的角度看待它。不是為了去歸咎於誰，而是看到一個情況里所包含的所有細微之處以及我們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為什麼這個問題會發生？而在這裡我們需要去站在別人的出發點…以及我們自己的出發點。誠實在這裡十分重要。誰是做這件事的人？是你可以問的另一個問題。而這裡提醒了我們其它人的神聖的奧秘。我的哪一部分在回應這個狀況？更高的自我還是更低的、更加受限於個人的自我？那又是為什麼？而也許需要去了解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面對這樣特別的情況，我需要去發展內在的什麼？如果我們相信業力法則，我們將了解到發生在我們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是由我們自己編排的。我的哪個部分需要去成長？我需要捨棄什麼，無論它讓我多麼舒服。我們永遠不可能改變別人，正如我們通過我們的個人關係所了解的，我們只能對自己負責。
以上面的方式來看待問題，移走了我們內在的問題，並讓問題不再頑固。它允許我們以不同的角度和客觀性來看待事物，幫助我們從混亂中把個性擱置一邊，讓理解在彼此中間流動。任何時候，我們辜負了一個家長時，也就辜負了那個孩子。
馬丁•布博曾經說，「所有的生命都在相遇中。」 在我們與家長的工作中，我們有機會去戰勝我們的同感和反感，取而代之的是對站在我們面前的人類的真正的興趣。真正推動進步的不是掙扎而是助人的一臂之力。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有遇見魯道夫•施泰納的人智學的不尋常的賜福，並且帶著他的洞察和遠見工作並生活。但是與祝福而來的還有一份責任：我們必須活出人智學。人智學使我們通過做事的路徑去改革我們的生活方式。毫不誇張的說，它促使社會的革新，以及由此帶來人類的精神靈性的回歸。成為一個新時代的助產士是我們的任務和責任。當我們真正的與到來的家長們相遇時，我們就能參與這個新生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