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理解孩子是需要努力的事情

“孩子的“恶”是心里的一部分力量想要冲破出来,没有约束的时候,或者说释放得不恰当的话,被定义成“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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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莉
首发别个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当过孩子,回望自己的成长,无论是生性调皮的捣蛋鬼,还是温顺听话的模范小孩,都不可避免地做过“错事”——打碎东西、撒谎、偷零花钱……做了这些事,再小的孩子都知道要藏着掖着,要是让大人知道,少不了要挨一顿训。

每次做错事被罚,大人往往会说:“不要做‘坏孩子’”,“再这样就不是好孩子了”。可究竟什么是“坏孩子”?“好孩子”和“坏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完全意义上的“好孩子”真的存在吗?

尽管培养出乖乖的“好孩子”是许多家长的目标,但我们却看到,在许多经典的童书中,都有“坏孩子”的形象和他们的种种“恶行”。《长袜子皮皮》里的皮皮爱撒谎,《野兽国》里的迈克斯离家出走,《捣蛋鬼日记》里的加尼诺和《小淘气尼古拉》里的尼古拉没有一天不调皮捣蛋……这些故事中的主角不遵循常规、不停地制造麻烦,他们撒谎、哭闹、捉弄他人……时常不把大人放在眼里。可是,为什么他们却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大概因为捣蛋与“作恶”的力量是孩子们的天性,而“好孩子”“坏孩子”的分别却是成人社会的建构。在《孩子与恶》中,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曾对此给出一个温暖的解释:孩子的“恶”是心里的一部分力量想要冲破出来,没有约束的时候,或者说释放得不恰当的话,被定义成“恶”了。

“狂妄”可能与创造力、想象力相伴相随,而“乖”或许也意味着少了对未知世界的试探。偷窃、说谎固然需要纠正,但孩子们需要的是充满爱意的导引,而非简单粗暴的指责和打压。长大成人的我们也许早已忘记了儿时调皮捣蛋的心理过程,但回到孩子的视角去体会,他们调皮捣蛋的动机何曾是真的“坏”呢?

在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看来,大人把善意强加给孩子是包围着孩子的恶。因为身体和心智上的某些优势,大人们不大容易反省自己过度的控制欲,他们粗暴限制孩子的自由,试图支配孩子所有的行动,指责训斥孩子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大人们误以为根绝“恶”就万事大吉,迫不及待地掐灭“恶”苗,犯下了无数过失而浑然不觉,这种过失的牺牲品永远是孩子。

要知道,魔鬼是消灭不尽的,只有大人和孩子都清醒地认识到“恶”是逃避不了的存在,大人面对孩子的“恶”忍耐力更强一些,用心观察孩子的“恶”会怎么发展、会有怎样的过程,才能体验到与孩子心灵的交流。

很少有人看到“恶行”背后的积极力量

什么是孩子的恶呢?“恶”是心里的一部分的力量想要冲破出来,没有约束的时候,或者说释放得不恰当,就被定义成恶了。其次,孩子不停生长必然不断变化,变化导致他们尝试向大人寻求新的关联,此时,不能应对变化习惯、保持旧有方式和格局的大人必然会抱怨:“这孩子以前不这样啊!”“这孩子真是越大越坏了!”孩子对原有关系的破坏在大人眼里就是“恶”,因为它造成原有关系的解体,需要大人不断作出变化以应对孩子的变化。

大人们必须尽力摆脱世俗的善恶判断,看到孩子的“恶”的破坏力的同时,看到并理解其中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预见到孩子走向自立,大人首先迎来的就是反抗。能够成为自立的契机,总归在某种意义上跟“恶行”有扯不断的联系。攻击、爆发、欺凌、谎言、秘密和性都是成长过程中不可能绕开的,保有而不是掐灭这些恶行,就是保有孩子内在的力量,未来孩子才拥有超拔向上的可能。

不少经典的童书中,有各种各样的“坏小孩”,和他们各种各样的“恶行”——不讨人喜欢,不合作,不遵循常规,制造各种麻烦,保守和培育秘密,撒谎,偷窃,欺辱他人和小动物……他们活在幽暗的自我世界之中,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是那些看到“恶行”背后积极力量的人,导引着他们走出自己的世界,超越原来的自我,成为好孩子。

比如普莱斯勒的《幸福来临时》,描写了经历过可怕和残酷的哈玲卡,因为大人们无条件的爱、理解与信任,敞开心扉,成为更好的人。

哈玲卡因为渴望见到唯一爱着她的娄姨妈而偷窃,虽然她明知道偷窃是不对的。她因此陷入恐惧不安。她的老师乌尔班小姐在发现募捐箱被打开过之后,什么都没有做,让哈玲卡得到了参加募捐活动的奖励,去什切青城堡远足。远足中,乌尔班小姐才问她:“你为什么把募捐箱打开?你从里面拿钱了吗?”哈玲卡拒绝承认。乌尔班小姐竟然也没有继续追问真相,她保证:“我们今后不再谈论此事。”

偷窃和说谎一贯被视作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很少有成人能够坦然面对,看到其积极的力量。其实,偷窃和说谎是非常费劲的事情。首先,孩子要能区分外部要求和自身的状况不一样,进而有把握自己能够不让对方发现这个不一样;其次,孩子要掩藏好自己,同时表现出符合对方期望的态度和行为。这是心智成长的表现。

试图纠正、遏制的大人们惯常做的,是摧毁这个力量,通过揭穿和惩罚制造恐惧,让孩子再也不敢了,至少口头承诺再也不敢了。大人们很少意识到,分辨内外的不一致,学会调和内外的冲突,是终身的课业。我对女儿说,活过不惑之年,为娘已经懒得撒谎了。我能理解自己,同时也能理解对方的态度和行为,不再错误地以为大家观点一致、行为一致才能好好相处、共事。坦然接纳这个不一样,双方都愿意回到自身,反省自己给对方造成的困扰,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积极正向的关系,实现坦诚相对、相互关心。

难就难在,我们习惯了第一时间跳出来不高兴,以情绪替代理解,接着就是评判这不对那不好。心里的善意好意,总是以一副气势汹汹羞辱指责的模样砸给对方,令对方无法接受。理解既然不能发生,只好用谎言来缓和关系。

至于偷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有能力满足自己的渴望。力量的增长加上我也认为偷窃是不对的,自然就不会陷入哈玲卡式的挣扎。小时候去人家地里偷番茄、偷黄瓜吃的事不再发生,并不全是害怕惩罚,而是一个接受了公共道德准则的人,在有足够的力量满足自己之后,主动选择了令身心更轻松自在的活法。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渴望不如我能够满足自己的渴望,前者是压抑,时常会陷入挣扎,只有后者才能提高自我价值感。对低龄的孩子而言,帮助他们读懂内心的渴望,提供满足自身渴望的更好的路径与方法,远比揭穿和惩罚更好地解决偷窃问题。

哈玲卡缺乏的不是道德规训,而是满足自己内心渴望的力量和机会,乌尔班小姐读懂了她的挣扎、痛苦和不安,她愿意“不再谈论此事”,这不是放纵,而是懂得之后的信任,相信她有正确的价值判断,会在愿意说出秘密的时候坦陈一切。

我从来不认为大人们应该放纵孩子说谎和偷窃,但在应对之前,首先得试图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他需要怎样的帮助和支持。理解是需要努力的事情,但唯有理解才会带领我们找到更为适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像乌尔班小姐一样平静地等待。

在指正的同时,让孩子体会到无条件的爱

香农的《大卫,不可以!》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大卫一系列的恶行,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快乐不已。孩子们不会把自己带入到妈妈的角色中,不是在看大卫的笑话,他们透过大卫,看到和大卫一样的自己——爬高拿饼干,在浴缸里玩耍弄得洗澡水四处满溢,常常把衣服和自己弄得脏兮兮,拿餐具和食物当玩具,贪吃,毫无节制地看电视,不收拾整理自己的物品,弄坏东西……大卫简直就是集所有小孩的常见恶行于一身的超级坏小孩。

原来这世上不存在一出生就事事正确的小孩,每个小孩都必须努力地管理控制调整自己——是这些做“恶”的经历和与“恶”冲突的经历,让孩子发现认识自己身上的恶,进而学会和它相处,试着控制。

最宝贵的是妈妈在无数的指正之后,仍会主动亲近他,一遍遍告诉他:“大卫,我爱你!”母亲的爱,并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做得对我就爱你,而是即便你有许多没有做到和做好的事,我也依然爱你。这种无条件的爱,让孩子产生力量和意愿,去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孩子许多的不合作,应被理解为“不能”而不是“不愿”。他们处于生命生长的未完成态,无法控制好自己的力量,无法事事周全,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而最好的支持就是,在指正的同时,让孩子体会到我们对他们无条件的爱。

仍然强调,理解孩子的“恶行”不是为了放纵,而是希望大人停止唠叨和对抗,接受无法适当释放力量的孩子,辨识“恶行”背后孩子内在的需要。须知,大人以消除孩子身上的“恶”为教育目标,并不会因此使“恶”彻底消失掉,只会导致关系越来越恶劣,由此产生的“恶”甚至比原来的“恶”更为猛烈。简单地坚决恪守道德和规则,有时候是很恐怖的,也很反人性,他们会让孩子渐渐远离我们,失去相互的支持和合作。

阿拉德和马歇尔的《尼尔森老师不见了!》,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好老师试图与一群“坏孩子”建立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关系所付出的努力。最初,她的一味迁就退让,并未赢得孩子的尊重,当她变身为严厉的斯旺普老师后,又无法赢得孩子们的喜爱。而经过了从尼尔森老师到斯旺普老师再到尼尔森老师的变化过程,孩子和老师都会发生变化。在教养的过程中,大人是担负起更多责任的一方,一味放纵和一味地苛责,都不能帮助我们与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

原题《做错事不可避免:没有“坏孩子”只有“孩子”》

刊于新京报读书周刊2018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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