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强（博客）撰文：2009年9月
“填泉”就是用土填满深渊使之成为平地，“坟土”就是用土堆积在一起使之成为山丘。这个说法源于远古人类对大禹治水的思考。而最早提出这一疑问的是楚国的屈原：
《楚辞•天问》：“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这两问是就大禹治水成功所问。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确实是匪夷所思：意思是洪水汇聚的深渊，大禹是怎样用土填满了它们，使之成为了宜居的平地？洪水之下的多方土地，大禹是怎样使他们坟起成为高处宜居的平原。其实大禹是没有本事将洪泉变为平地，也无法将平地变为高山上的平原的。这里显示出屈原在思考大禹治水的史实时思维上的一个特点，这也是人类思维进化过程中的时代的局限性。
《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鲧、禹氏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悲一喜的一场正剧。
鲧禹父子相继治水，方法截然不同。鲧主要采用的筑堤建城堵塞水路，禹则是藉助水的流动性疏导东流入海。那个时代的中原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地理存在。所以《楚辞集注》说：“《书》所谓：‘决九州岛，距四海’……《孟子》所谓：‘禹之行水，得水之道，而行其所无事’是也。程子曰：‘今河北有鲧堤而无禹堤’亦一证矣。”但是大禹治水并非不用堵法，他在长江九江段治理彭蠡时，就采用过堵的方法。彭蠡本意是大的回旋状的水流。这个大的回旋状的水流是怎样形成的呢？正是大禹在长江南岸筑起了一道螺旋状的水坝，从而迫使降水沿着水坝改变的方向形成回旋进入长江北岸的彭蠡湖北湖。此举将长江上游的水阻挡在彭蠡湖，大大减少了江水下泄的水量，从而在长江安徽段的两岸形成大量的可耕田地和宜居土地。
屈原这两问应该是针对大禹治理龙门山以上的黄河西河以及山西汾河流域的历史事实。依据我的考证，当龙门山未开辟之时，黄河西河的上游有孟门山阻挡的堰塞湖 （当地人称鼎湖）和龙门山所阻挡形成的堰塞湖（后来称之为西河渔窦）。这两个湖是地球形成时的原生态的湖泊。由于龙门山的阻挡，山西境内的水位很高，那时的汾河实际上还不是一条河流，而是遍及山西全境的一个千岛之湖。这正是屈原所谓的“洪泉极深”，在大禹治理之后它们就变成了“地方九则”。很多学者将帝尧时期的鸿水视作连绵不息的大雨所致，这是对地球的原生态不了解的缘故。鲧和大禹所面临的洪泉是地球原生态的鸿水。
屈原以为大禹治水采用的方法是将土壤填进洪泉，将洪水溢出地面而流向别处。将低的地方填土变高，这样由于土台高出水面人民就可以安居乐业了。这样的填塞方式正是鲧的治水方式，而大禹采用的是疏导的方法。屈原做了完全错误的理解。导致这种错误的理解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原始思维特点所致。人们还没有养成逆向思维的习惯，而仅仅是限于现象甚至是假象的分析。
使洪泉变为平地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土去填平它；一种是将洪泉的水引出流尽。使平原的坟起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土堆积使其不断增高；一种是将平原周边的积水排尽，使平原成为台地。屈原的理解是前一种方法，大禹治水用的是后一种方法。正如朱熹所批注的：“此间洪水泛滥，禹何用填塞而平之？九州岛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
据屈原之前的《尚书》记载：“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此一役使得黄河西河两岸以及山西境内出现了大量的宜居土地。
更为了不起的是大禹继续治理了河南境内的黄河南河，最终出现了“百川东入海”的自然景观：
《史记•夏本纪》：“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坟，草繇木条……”
这段记载非常经典。大禹治理了河南的南河，九河各自归入渤海和黄海。地表的积水均汇入雷夏泽使得过去的大量沼泽地成为宜居的平地。于是乎，种桑养蚕成为一种家业，人们纷纷告别高山，移居土地。那肥沃的黑土几乎是种什么收什么。
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在大禹治水之后，洪泉不见了，因为它们流进了大海；原先的平原变成了高原，因为水位迅速下降了；山西境内的千岛湖成为一条中分山西的河流——故名汾河，因为积水萎缩了；由于大禹劈开了伊阙和三门峡，黄河南河及其支流的水流直泄渤海和黄海。河南东南部的沼泽萎缩为一个个小的湖泊，湖边 出现宜农宜林的大量的黑土地。在禹会万国之后，原先居住在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的居民们纷纷告别了山林迁徙到气候温暖、土壤肥沃、地势平坦的河南中东部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考古史上有一个重要的考古现象：尧的祖居地陶寺遗址，黄帝的祖居地石峁遗址在这一时期戛然而止。显然，他们都是大禹治水之后“下丘居土”的受益者。他们都享受了大禹创造的人类福祉。这是中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向自然宣战，也是第一次从大自然中索取了丰厚的回报。
朱熹答曰：“禹之治水，行之而已，无事于填也。水既下流，则平土自高，而可宫可田矣。若曰必填之而后平，则是使禹复为鲧，而父子为戮矣。”
柳子（宗元）对曰：“行洪下隤，其丘乃降。乌填绝渊，然后夷于土！”《楚辞集注》
朱熹和柳宗元所批评的甚是。但是屈原着实很冤枉。因为在屈原的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直线的表像思维。原先的千岛之湖突然变成了“地方九则”，所以一定是有人堆积了这些山丘。而不会是水退山高。原先的鸿水突然变成了平地，那就一定是有人用土填平了洪泉。而不会是水消地现。
从黄河的西河两岸到整个山西境内，从黄河南河两岸到九河归入渤海和黄海。在诺大的一个地理区域内的水位总体下降，远古的人类是无法觉察的。所以当巨野泽渐渐萎缩为一个很小的湖泊的时候，远古人的认识却是湖泊里的水漏走了。当大海里的水经年不息的流入而不见流出，远古人认为大海和巨野泽一样，在它的下面有一个地漏——叫做尾闾。
由于科学的不发达，类似的疑问和思维现象在屈原的《天问》还有许多。例如：“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此何功，孰初 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隈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等等等等。
我们不必指责屈原的无知，人类思维的进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远古中国人思维特点之六：相信表像，正向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