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世界生产怎样的荒谬，滋生怎样的冷漠，有这样青春的人在世人厌弃的角落，搭建着某个领域的高度，总让人生出相信，觉得这世界还挺好的。
本文由“好好虚度时光”授权刊发，特此感谢作者：息小徒
原载：微信公众号好好虚度时光(ID:hhxdsg)
不到30岁的筱叶，选择的工作，是服务和研究“特殊需要”人群。这个人群通常被叫成 “傻子，疯子，智障，残疾人……”
筱叶的工作，在很多朋友看来，这才叫“虚度时光浪费青春”，不美，不被人羡慕，还看不到前途。
每个人都有不得不做的事，这件事，就是筱叶的“不得不做”。
初二时，筱叶的妈妈去英国学习华德福教育，在那里接触到“康复村”，并把所见讲给女儿。
那是筱叶第一次知道，在世界另一个地方，有人在以共建社区的方式，服务人们眼中的智障、残疾人，以使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
2010年，筱叶大学毕业，她申请去英国社区式康复学校做志愿者。
这所学校招收16到22岁的青少年，他们有不同程度的自闭症、唐氏综合症、癫痫、发育迟缓，或基因疾病。
也有的学生，又是癫痫，又是自闭症，有一个学生拥有罕见基因病，是世界上第一例这样的病症。
进入康复村之前，筱叶抱定了去好好照顾“病人”的心。
到那之后，让她大感意外，没有上岗培训，连学生档案也没给她看，“我想‘特殊需要人群’，怎么也是病呀，我怎么也该懂点相关的知识吧。”
带着满脑子疑问接触一段时间后，筱叶很快就明白了，这里有与国内截然相反的方式：对特殊人群最好的照顾，是像认识普通人一样去认识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待他们。
“他们首先是和我们一样的生命，然后才是不同程度的心智病症，一切的出发点都应该是爱与平等接纳。”
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称呼这些特殊需要人为学生。他们同吃同住，共同劳动。志愿者还需要每天帮助无法自理的学生换尿布，喂饭，洗尿布，洗澡。
每天七点四十五到八点半，清晨读诗，准备早饭，之后做清洁。九点之后有韵律舞、烹饪、湿水彩，或者其他手工工作坊课程。
晚餐后有许多活动：唱歌，睡衣派对，舞会，太极，故事会，或者烤着火喝热巧克力。
这些事情，都由志愿者带领。筱叶看到，很多学生刚来时连桌子都不会擦，上厕所把大便弄得到处都是，但过了一段时间，大都发生了实际性的改变，很多学生会费力地练习“谢谢”两个字。
他们专注练习一件平常不过的小事时，那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让筱叶动容。
在特殊需要人的世界里，没有任何隐藏在皮囊下的情绪，他们开心就会大笑，伤心便会痛哭。他们停留在生命最初的状态，不会为了达到目的而装腔作势，也不会言行不一口是心非。
有一个学生，住在筱叶对面的房间，总是反复唱同一句歌词，唱得很大声很好听。她会在大家吃饭时突然开唱，开心难过，她都唱，把所有情绪都放在歌声里。
也有的学生，会用偏向暴力的行为表达自己。有一次筱叶被一位男学生用木棍打到眼眶，她哭了很久，难过了很久。
不亲自承受时，说爱和接纳很轻松，但只有在憎恶和排斥的情绪升起时，才是真正修练爱和接纳的时机，也才知道自己的爱是停留在嘴上，还是深入到心里。
筱叶逐渐明白，一切社会固有的交往套路，在特殊需要人面前都行不通，这不是一个社会身份标签与另一个身份标签的互动，而是生命与生命，心灵与心灵的沟通。
当各种情感都被赤裸裸地放大在眼前，生长出来的往往是双向的救赎，特殊需要人群，在每一次温和或激烈的表达中，调试出更合适的方式。
而筱叶感悟到的是，爱即是一种先天的情感，更是一种后天不停修行得来的宽广和柔软。
即使特殊需要人的父母，许多也并没有真的做到爱和接纳。
回国后，筱叶到国内的自闭症中心做分享，没讲五分钟就被打断了。
这里的爸爸妈妈更迫切地想知道，目前医学上有什么新进展，可以治愈自己的孩子。
最让筱叶印象深刻的，是父母神情中流露出的绝望，一提到自己的孩子就流泪，绝望使人生只剩下一个愿望——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孩子治好。
爱到承重得完全听不进“这样的孩子只是与众不同，他们更需要被接纳，需要被最亲的人当作完整而独特的生命。”
她见过很多家庭无法接受特殊的孩子，最终抛弃了他们。
这促使筱叶思考，时代推着人往前走，丛林法则适者生存，几乎容不得弱者的存在。
在这样的大环境，微不足道的自己，能做什么？是审时度势后顺势而为，还是逆水行舟？
大学时筱叶想过自己的未来，想过做个叱喳风云的商界女强人，也列过一串梦想，比如当个艺术家，或者做个记者。还去杂志社、咨询公司实习过，但走进去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做的。
在英国康复村做那三年志愿者的经历，对筱叶的职业选择，影响重大。
她清楚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公不公平，完不完美，只有每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们对有差异的他人的理解和包容，就是对自身的宽容和接纳。
卢安克说，“精神本身是做不了事情的，只有我去做，它才得到实现。对困难的克服才带来进化。”
结束英国志愿者准备回国之前，有朋友力邀她到自己公司，开给她很高的薪水，说，“我觉得你要想做好事，就挣很多钱，给他们钱不就行了吗？”
她不认可，用钱解决问题既粗放又容易，总要有人深入到细节里，去做更源头的改变。
回国之后，筱叶去了监狱，做应用戏剧。
费尽心血花了四个月，她在北京一所监狱做起了戏剧工作坊，其中一部分会用到面具，犯人们戴着面具参加戏剧表演。
带上面具之后，犯人会有一种安全感，重复犯罪场景，投入扮演一个角色，其实是在释放疏导自己。
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容易，没有人做过，别人总是猜测她的动机，狱警们看到她的应用戏剧，也觉得“嗨，有什么用，耽误时间！”
但筱叶心里有一条系统思考的线，这些人为什么会犯罪，他们在监狱的心理状况，他们出去之后如何面对生活？荒芜的心如何重新站在土地上？
这些盘踞在心里的疑惑，驱使她呆在监狱，亲自观察了解。
她在监狱中看到，很多恶的源头，来自其他恶的环环相扣。家庭环境差，从小辍学，没有接受过更多教育，遇事时看不到另外一条路，最后选择极端的方式。
倒推来看，所谓恶人，背后大多有一个咬紧牙关的灵魂。
有一个犯人，以前在工厂里打工，有一次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没有钱去医院，疼痛与愤怒交织的那一刻，他心里决定，要用拳头说话。
筱叶的应用戏剧，让犯人疏解积压在心里的愤怒，也让他发现原来还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而筱叶获得的，是在应用戏剧之外，对监狱学产生了探究的兴趣，因为太冷僻，国内在这一领域深耕的人寥寥无几。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被判定为“不正常”的人。人心中的任何能量，无论善恶，都是客观存在，我们无法消灭，只能转化。
对“恶”的根源不去探究，也就谈不上将其转化成善。
“美好的产生，从来不来自于他人，而来自于自己。”筱叶从不寄希望不满意的状况会一夕改变，靠自己去努力，缓慢地坚持。
筱叶提到这个领域的前辈，最让她景仰的，是中国著名犯罪学家严景耀。
1927年，22岁的严景耀，去了京师第一监狱，当一名志愿“犯人”。他穿上囚服，与刑事犯人同吃同住。亲尝铁窗生活后，写下《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等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文。
严老之后，国内这领域几乎进展缓慢。
筱叶说，自己所做的，没什么道德上的高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不做的事，“这就是我不得不做的事。”
我问她，你一个不到30岁的姑娘，天天扎堆在边缘人群里，不怕影响自己吗？
她笑，“不觉得会有什么影响，有人研究桌子椅子，蚂蚁，小狗，我选了边缘人群，这没什么特别。”
“就和人们选择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一样，这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我违背不了我的内心。”
人生虽有无数种可能，可当选择了一种，便意味着其他的从此消失。“结果是什么？不知道，只有尽可能地改善。”
不把自己所做之事看得特别，平常心待之，那么对所承受的艰难也不会觉得难于其他道路，反而更容易走下去。
筱叶让我觉得，成为这样的人不容易，但也不会如想象中难。找到那件“不得不做”的事，宿命般去坚持。
无论世界生产怎样的荒谬，滋生怎样的冷漠，有这样青春的人在世人厌弃的角落，搭建着某个领域的高度，总让人生出相信，觉得这世界还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