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你有没有找到那件“不得不做”的事?

无论世界生产怎样的荒谬,滋生怎样的冷漠,有这样青春的人在世人厌弃的角落,搭建着某个领域的高度,总让人生出相信,觉得这世界还挺好的。

本文由“好好虚度时光”授权刊发,特此感谢

作者:息小徒
原载:微信公众号好好虚度时光(ID:hhxdsg)

不到30岁的筱叶,选择的工作,是服务和研究“特殊需要”人群。这个人群通常被叫成 “傻子,疯子,智障,残疾人……”

筱叶的工作,在很多朋友看来,这才叫“虚度时光浪费青春”,不美,不被人羡慕,还看不到前途。

每个人都有不得不做的事,这件事,就是筱叶的“不得不做”。

初二时,筱叶的妈妈去英国学习华德福教育,在那里接触到“康复村”,并把所见讲给女儿。

那是筱叶第一次知道,在世界另一个地方,有人在以共建社区的方式,服务人们眼中的智障、残疾人,以使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

2010年,筱叶大学毕业,她申请去英国社区式康复学校做志愿者。

这所学校招收16到22岁的青少年,他们有不同程度的自闭症、唐氏综合症、癫痫、发育迟缓,或基因疾病。

也有的学生,又是癫痫,又是自闭症,有一个学生拥有罕见基因病,是世界上第一例这样的病症。

进入康复村之前,筱叶抱定了去好好照顾“病人”的心。

到那之后,让她大感意外,没有上岗培训,连学生档案也没给她看,“我想‘特殊需要人群’,怎么也是病呀,我怎么也该懂点相关的知识吧。”

带着满脑子疑问接触一段时间后,筱叶很快就明白了,这里有与国内截然相反的方式:对特殊人群最好的照顾,是像认识普通人一样去认识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待他们。

“他们首先是和我们一样的生命,然后才是不同程度的心智病症,一切的出发点都应该是爱与平等接纳。”

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称呼这些特殊需要人为学生。他们同吃同住,共同劳动。志愿者还需要每天帮助无法自理的学生换尿布,喂饭,洗尿布,洗澡。

每天七点四十五到八点半,清晨读诗,准备早饭,之后做清洁。九点之后有韵律舞、烹饪、湿水彩,或者其他手工工作坊课程。

晚餐后有许多活动:唱歌,睡衣派对,舞会,太极,故事会,或者烤着火喝热巧克力。

这些事情,都由志愿者带领。筱叶看到,很多学生刚来时连桌子都不会擦,上厕所把大便弄得到处都是,但过了一段时间,大都发生了实际性的改变,很多学生会费力地练习“谢谢”两个字。

他们专注练习一件平常不过的小事时,那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让筱叶动容。

在特殊需要人的世界里,没有任何隐藏在皮囊下的情绪,他们开心就会大笑,伤心便会痛哭。他们停留在生命最初的状态,不会为了达到目的而装腔作势,也不会言行不一口是心非。

有一个学生,住在筱叶对面的房间,总是反复唱同一句歌词,唱得很大声很好听。她会在大家吃饭时突然开唱,开心难过,她都唱,把所有情绪都放在歌声里。

也有的学生,会用偏向暴力的行为表达自己。有一次筱叶被一位男学生用木棍打到眼眶,她哭了很久,难过了很久。

不亲自承受时,说爱和接纳很轻松,但只有在憎恶和排斥的情绪升起时,才是真正修练爱和接纳的时机,也才知道自己的爱是停留在嘴上,还是深入到心里。

筱叶逐渐明白,一切社会固有的交往套路,在特殊需要人面前都行不通,这不是一个社会身份标签与另一个身份标签的互动,而是生命与生命,心灵与心灵的沟通。

当各种情感都被赤裸裸地放大在眼前,生长出来的往往是双向的救赎,特殊需要人群,在每一次温和或激烈的表达中,调试出更合适的方式。

而筱叶感悟到的是,爱即是一种先天的情感,更是一种后天不停修行得来的宽广和柔软。

即使特殊需要人的父母,许多也并没有真的做到爱和接纳。

回国后,筱叶到国内的自闭症中心做分享,没讲五分钟就被打断了。

这里的爸爸妈妈更迫切地想知道,目前医学上有什么新进展,可以治愈自己的孩子。

最让筱叶印象深刻的,是父母神情中流露出的绝望,一提到自己的孩子就流泪,绝望使人生只剩下一个愿望——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孩子治好。

爱到承重得完全听不进“这样的孩子只是与众不同,他们更需要被接纳,需要被最亲的人当作完整而独特的生命。”

她见过很多家庭无法接受特殊的孩子,最终抛弃了他们。

这促使筱叶思考,时代推着人往前走,丛林法则适者生存,几乎容不得弱者的存在。

在这样的大环境,微不足道的自己,能做什么?是审时度势后顺势而为,还是逆水行舟?

大学时筱叶想过自己的未来,想过做个叱喳风云的商界女强人,也列过一串梦想,比如当个艺术家,或者做个记者。还去杂志社、咨询公司实习过,但走进去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做的。

在英国康复村做那三年志愿者的经历,对筱叶的职业选择,影响重大。

她清楚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公不公平,完不完美,只有每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们对有差异的他人的理解和包容,就是对自身的宽容和接纳。

卢安克说,“精神本身是做不了事情的,只有我去做,它才得到实现。对困难的克服才带来进化。

结束英国志愿者准备回国之前,有朋友力邀她到自己公司,开给她很高的薪水,说,“我觉得你要想做好事,就挣很多钱,给他们钱不就行了吗?”

她不认可,用钱解决问题既粗放又容易,总要有人深入到细节里,去做更源头的改变。

回国之后,筱叶去了监狱,做应用戏剧。

费尽心血花了四个月,她在北京一所监狱做起了戏剧工作坊,其中一部分会用到面具,犯人们戴着面具参加戏剧表演。

带上面具之后,犯人会有一种安全感,重复犯罪场景,投入扮演一个角色,其实是在释放疏导自己。

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容易,没有人做过,别人总是猜测她的动机,狱警们看到她的应用戏剧,也觉得“嗨,有什么用,耽误时间!”

但筱叶心里有一条系统思考的线,这些人为什么会犯罪,他们在监狱的心理状况,他们出去之后如何面对生活?荒芜的心如何重新站在土地上?

这些盘踞在心里的疑惑,驱使她呆在监狱,亲自观察了解。

她在监狱中看到,很多恶的源头,来自其他恶的环环相扣。家庭环境差,从小辍学,没有接受过更多教育,遇事时看不到另外一条路,最后选择极端的方式。

倒推来看,所谓恶人,背后大多有一个咬紧牙关的灵魂。

有一个犯人,以前在工厂里打工,有一次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没有钱去医院,疼痛与愤怒交织的那一刻,他心里决定,要用拳头说话。

筱叶的应用戏剧,让犯人疏解积压在心里的愤怒,也让他发现原来还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而筱叶获得的,是在应用戏剧之外,对监狱学产生了探究的兴趣,因为太冷僻,国内在这一领域深耕的人寥寥无几。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被判定为“不正常”的人。人心中的任何能量,无论善恶,都是客观存在,我们无法消灭,只能转化。

对“恶”的根源不去探究,也就谈不上将其转化成善。

“美好的产生,从来不来自于他人,而来自于自己。”筱叶从不寄希望不满意的状况会一夕改变,靠自己去努力,缓慢地坚持。

筱叶提到这个领域的前辈,最让她景仰的,是中国著名犯罪学家严景耀。

1927年,22岁的严景耀,去了京师第一监狱,当一名志愿“犯人”。他穿上囚服,与刑事犯人同吃同住。亲尝铁窗生活后,写下《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等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文。

严老之后,国内这领域几乎进展缓慢。

筱叶说,自己所做的,没什么道德上的高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不做的事,“这就是我不得不做的事。”

我问她,你一个不到30岁的姑娘,天天扎堆在边缘人群里,不怕影响自己吗?

她笑,“不觉得会有什么影响,有人研究桌子椅子,蚂蚁,小狗,我选了边缘人群,这没什么特别。”

“就和人们选择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一样,这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我违背不了我的内心。”

人生虽有无数种可能,可当选择了一种,便意味着其他的从此消失。“结果是什么?不知道,只有尽可能地改善。”

不把自己所做之事看得特别,平常心待之,那么对所承受的艰难也不会觉得难于其他道路,反而更容易走下去。

筱叶让我觉得,成为这样的人不容易,但也不会如想象中难。找到那件“不得不做”的事,宿命般去坚持。

无论世界生产怎样的荒谬,滋生怎样的冷漠,有这样青春的人在世人厌弃的角落,搭建着某个领域的高度,总让人生出相信,觉得这世界还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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