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画中的童年
在传统的中国古画中，留下了许多古代儿童生活的细节和浮光掠影。例如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许多从宋代到清代的画卷，像是《百子图》、《婴戏图》、《货郎图》、《清明上河图》、《耕织图》，还有趁着夫子睡觉，一群学童在学堂翻天覆地的《闹学图》，从中可见孩童踢球、扑蝶、嬉水、观鱼、戏虫、放风筝、抓柳花、听说书、看杂耍、打陀螺各种娱乐活动。而甜嘴零食、新鲜玩具、大人的疼爱搂抱无一不缺；与家人一同去大街游玩，郊外踏青也是重要的活动场景。
在宗教绘画中，儿童也没有缺席。在宋代《童真像》、清代王仲谦《先真童子册》中，都将童子与“天真”和“神仙”作气质上的联想。然而，这些天真烂漫、手舞足蹈，令人感觉甜美欣喜的儿童图像，是否就是古代儿童生活的全部呢？作者提醒我们，许多这类图画本身皆带有吉祥如意、多子多孙的功能性或宗教性，常常是工匠为了某些目的而描绘出来的，其中有一定程度的想象和主观。虽然我们仍可从中了解当时儿童从事的各种娱乐活动与生活景象，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个社会必有其多面性：有三餐温饱，父母疼爱有加的孩子；必有流浪于街头，孤苦无依的乞儿。随着时间、空间、族群和阶级的不同，“童年”也会有着不同的面貌与定义。
苦乐交织的童年
为了重塑古代儿童的情感世界，熊秉真教授使用了大量的明清文人行状（生平事迹）、文集和古代士人诗文，观察古人如何描述他们的童年生活。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古人的生存环境。以明清为例，由于家族关系和人际关系都比今天的社会绵密，加上一夫多妻制，因此在儿童的教养方面，亲族彼此帮忙的情形很常见。例如外祖父母、祖父母、兄弟手足、甚至邻人、仆妇、乳母、婢女，都可能负起养育的责任，而母亲和嫡母也可能一起分工照料一个婴儿，所以孩子会对幼时悉心照顾他的亲人特别感怀，及至长大成人，仍念念不忘。例如，清代的牛运震在对叔母的祭文中，提及在他幼年所受的照顾。叔母爱抱着他，总是为他绑辫子、拿水果、治牙病。然而，一旦亲族之间，或是父母之间纷争不合，孩子也容易因为家族内部的人事斗争，而受到情感上的创伤。
有趣的是，我们经常以为传统中国社会的父亲总是不苟言笑、不轻易显露情感，但在熊教授的研究却使我们增加了对传统父子亲情的了解：虽然父亲不太照料儿童的生活细节，但彼此谈心、亲昵，逗乐的描述却经常可见。例如清代张庭玉的父亲，在其幼时就作诗来赞美孩子的聪慧和气质，得意之情跃然纸上，丝毫没有遮掩的痕迹。
但是，另外一个负面的社会条件是高死亡率。由于男女平均寿命不及四十岁，因此许多孩童很小就得面临双亲的死亡。如果是父亲死亡，这个家庭往往立即面临经济上的危机。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太多职业容许女人来营作，至多是工资微薄的针线女红，因此在物质条件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往往孩子也必须帮忙大人兼营副业，像是牧牛、采蔬、拾薪等等。如果是母亲过世，父亲续弦，也必须隐忍不安和思念的感觉。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自述母亲死时，自己仍年幼无知，长大之后，却老爱问家人母亲在世时的琐事，这正反映出对亲人浓烈的思念。若是双亲皆亡成为孤儿，往往必须寄人篱下，更是倍加孤寂可怜，有些孩子长大后即转向宗教寻求人生的意义。
因此，在明清的社会结构中，孩子经常必须面对亲人的折损、离丧、分别，或者来自于师长的严厉教育与体罚。儿童对于大人的高度依附性，与其脆弱易感的天性，使得“童年”成为一种同时有着天真乐趣与人世苦楚的独特经验。
亚洲电影中的童年
当我们的视野从传统的工笔人物画，转移到现代艺术—电影上，儿童的形象在镜头下呈现的意义与特质，反映的不正是当代人看待“童年”的真实写照？例如，最近南韩新锐导演金基德所执导的《春去春又来》，片中导演以一个小沙弥的成长经历，来看人性与人生的哲学命题。电影将人生从春季时小沙弥因为贪玩好奇而杀害小动物作为序幕，夏季时青少年沙弥为情欲而破戒，秋季时成年沙弥为妻子背叛而杀人获罪，直至冬季时年老的僧人在寺院中收留养育弃婴孤儿， 最终春天又临人间。电影中反映的不只是季节，也是一个东亚的人生观中的童年。人由童年而来，也将在另一个新生中死去， 生命是循环不息的因果。另一部由张艺谋导演所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则是展现了一个中国贫穷农村失学儿童的人生缩影。失落在城市中的农村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电影里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善念与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