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与家长工作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练习。我怎样思考我与之工作的家长？我的思想里有温暖吗？我对他们感兴趣吗？在我初次与他们会面的时候是否就有了批判性的看法？我怎样跟我的同事或者家人谈到他们？我对他们的想法里是否有善意？当我对某个家长有反感时，我是否意识到这更多的反映我的问题而非是他们的？
意志力：当我无法为家长提供帮助时，我是否有意志力去寻找家长需要的帮助？当我已经很累的时候，我是否还可以与某个家长谈话而没有抵触情绪？我有意愿为了更好的了解班上的孩子或家长们去做研究吗？我在年终为他们的孩子写报告的时候，评语是否考虑周到、诚实而且公正？我是否有兴趣给一个家庭打电话联系，即使他们的孩子没有做什么错事？我是否有透过一个孩子或家长的外在行为表象来看见那个人本质的意志力和想象力？我想让一个老师为我或我的家庭做的事，我能够为我的父母亲做吗？
镇定感：我是否能够回应，而不是反应？对一个困难的状况作出回应，意味着我们同在人性的层面并不束缚任何一方；反应更多的是在动物性的层面，并让所有牵涉其中的人感到压抑。无论怎样，我是否能够发展自己内在平静的中心？我是否能够不仅从个人角度去看待事情，而是去问我自己其他人是怎么想的？我是否具有足够的专业性，而不被自己的同感或者反感所左右？我们自身的感觉不能说明其他人的问题；只能表达我们自己的局限。感觉其实是在真实的自我以外的。我是否能够让自己做事不匆忙，无论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鲁道夫•施泰纳曾经说，我们只有通过发展内在的平静，才能够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遇到邪恶时，幸存下来。
正向性：我是否在每位家长身上都找到了能让我欣赏和尊敬的方面？无论孩子在班里让人觉得多么挑战，我是否能够给予家长（并在我的内在找到）关于孩子的积极的画面？我是否能够拥抱无论多么困难和不愉快的局面，并明白其中蕴含着我成长的可能性？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班主任曾经告诉我，“当你看到麻烦迎面而来时，请跪在地上并给予感谢，因为你将要学习一些重要的事情了。”
开放性：我们对新思想开放吗？我们对其它的做事方法开放吗？华德福教师因为相信自己是找到了真理的一群人并且以最好的方式与孩子工作这一点而闻名，而我们常常对华德福教育运动之外的工作方式没有兴趣。我们是否能够发展对不同工作方式的兴趣？我们能够真正的说我们已经毫无偏见了吗？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自己，真理以新的方式显现时，我们才能接收到它。我们是否能够不局限于一个新的家长或同事身上的纹身或穿孔，而看到他们内在的人性？我们是否能够像对待自己的看法时，带着同样的热心去接受一个家长的角度和想法？对于我们中那些在华德福学校工作很久的人来说，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年轻一代教师带来的新东西，即使与我们期望的有所不同？我们是否能够认可每一代人所带来的礼物？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中，我们对不同的观点有多开放？我们是否因为害怕冲突而设置防线或者退避三舍？
当然，在这样一个激烈的个人主义时期，冲突自然会出现。我们能做什么？第一件事是问你自己，问题是什么？实质上，这意味着花点时间，不是去反应，而是去想想发生了什么并且识别问题所在。然后，需要去问，这是怎样发生的？是哪些步骤把你带到了当下的状况？这实际上是以太的角度看待它。不是为了去归咎于谁，而是看到一个情况里所包含的所有细微之处以及我们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发生？而在这里我们需要去站在别人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自己的出发点。诚实在这里十分重要。谁是做这件事的人？是你可以问的另一个问题。而这里提醒了我们其它人的神圣的奥秘。我的哪一部分在回应这个状况？更高的自我还是更低的、更加受限于个人的自我？那又是为什么？而也许需要去了解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面对这样特别的情况，我需要去发展内在的什么？如果我们相信业力法则，我们将了解到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是由我们自己编排的。我的哪个部分需要去成长？我需要舍弃什么，无论它让我多么舒服。我们永远不可能改变别人，正如我们通过我们的个人关系所了解的，我们只能对自己负责。
以上面的方式来看待问题，移走了我们内在的问题，并让问题不再顽固。它允许我们以不同的角度和客观性来看待事物，帮助我们从混乱中把个性搁置一边，让理解在彼此中间流动。任何时候，我们辜负了一个家长时，也就辜负了那个孩子。
马丁•布博曾经说，“所有的生命都在相遇中。” 在我们与家长的工作中，我们有机会去战胜我们的同感和反感，取而代之的是对站在我们面前的人类的真正的兴趣。真正推动进步的不是挣扎而是助人的一臂之力。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遇见鲁道夫•施泰纳的人智学的不寻常的赐福，并且带着他的洞察和远见工作并生活。但是与祝福而来的还有一份责任：我们必须活出人智学。人智学使我们通过做事的路径去改革我们的生活方式。毫不夸张的说，它促使社会的革新，以及由此带来人类的精神灵性的回归。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助产士是我们的任务和责任。当我们真正的与到来的家长们相遇时，我们就能参与这个新生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