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李复华的手稿通向中国之路

李复华先生一直希望对中国的华德福教育有所贡献。这将发生！从外在世界看，华德福教育进入中国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从内在看，通过如李复华先生一样的人们持续专注的关心，华德福教育已经在超感官世界为此准备了几十年的时间。

编者注：本文是许星涵老师为《儿童绘画与中国神话世界》一书所作的序言（2017年3月，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得数月前拿到新书，就被李复华先生的故事所感动——一个德国人尽其一生，挚爱中国传统文化，成果丰硕无求功名；关心华德福教育，支持人智学社群，全球奔走。我希望可以将他的故事讲述给更多人，感谢星涵老师以及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张慧敏老师的应允，将此序言完整刊登。

许多人认为，华德福教育仅仅是在几年前进入中国文化的。秉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是把物质的和精神的真相混淆了。外在世界的发生来自过程的影响，而这个过程早就在超感官的世界里先期酝酿。此书就是对此的一个例证。

生活在当下的华德福教育之友几乎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作者Walter Ernst Boris Michael Liebenthal（中文名李复华）就已经生活在中国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深有感触，以至毕生都借助着他的研究工具之一——由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von Goethe，1749—1835）所提出的自然科学方法——通过精确观察来认知自然，进行探索。如今，广泛挖掘中国文化瑰宝的活动也被再次提上日程。直至2011年1月5日辞世，李复华先生已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中文繁体字手写记载单独成册。他并未因此获取分文报酬；同样，也全然不知，他的手稿何时才能付梓出版。他做此事完全是基于对孩子的健全教育的尊严与爱，来自真切的“爱岗敬业”，鲁道夫•施泰纳博士（Dr.Rudolf Steiner,1861—1925）曾将此称为华德福教师的信念。通过这种方式李复华先生遥遥领先于他的时代。

李复华的手稿到达四川成都，摄于2012年8月

就仿佛是借助奇迹，通过哥伦比亚卡利的Andreas Loos和阿根廷布利诺斯艾利斯的Eleonore Kovacz的机智果断的神助，李复华先生的手稿在他与世长辞后被从他哥伦比亚卡利的公寓带到了斯图加特。在那儿，它等候着我，等着我再一次从中国返回家中，然后开启它的中国之行，回到那片李复华先生51年前离开的土地。天晓得，对此我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

小小的Walter Boris与其姐姐Hanna（左一）、母亲CharlotteOenike-Liebenthal（左二）以及二哥Ludwig（右），照片摄于18世纪30年代末的德国

在接下来的两年我多方寻找李复华先生在阿根廷的后人，他们将出版权慷慨赠予我。他们是由三兄弟组成的神奇团队，主要帮我们完整手续的是李复华先生的侄子Roberto Liebenthal和René Liebenthal。我向他们时常伸出的大力援助之手表示深深的谢意！手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南部的广州和北部的北京，却无人胜任此项学术的任务。最终至关重要的帮助来自成都的温守明，我特别地感谢他认真专注的支持。由此，文稿交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张慧敏，她和她就职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先生邢飞一起，来完成所有的流程，其中也包括购买多幅绘画作品的翻印权。这些作品是作者从德国斯图加特两个出版社J.Ch.Mellinger和Verlag Freies Geistesleben处获得的。在此，对两位负责人的耐心与支持表示深深地感恩！接着，感谢中国华德福论坛（China Waldorf Forum）顾苏燕女士的专业支持，帮助我们最终获得必需的资金，犹如赠送给我们生命的温暖，福州竹心园和上海禾心源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以及一位说不需要在此处提出其名字的成都华德福老师通过他们无条件的捐赠让项目的实现成为可能。我也想向他们的前瞻眼光表达真诚的谢意。这才促使我们在2015年7月23日签订了合约。事后我们发现，那天也刚好是李复华先生的生日（1933年7月23日）！所以，感谢多位好心人的热情援助，文稿现在可以转交给中国，这也是李复华先生一直以来的夙愿。

Walter Boris Liebenthal（李复华）的生命历程

Walter Boris Liebenthal生于1933年7月23日，他是四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大哥弗兰克（Frank）生于1918年。二哥路德维希（Ludwig）生于1921年。姐姐汉娜（Hanna）生于1922年。他的父亲Walter Liebentha（l中文名李华德）教授（1886—1982）是一位著名的印度学研究者和汉学家，他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佛教。李华德教授在华期间（1933—1952）曾就职于北京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在印度期间（1952—1958）曾就职于由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创办的圣地尼基坦的Visva Bharati大学。[我（许星涵）发现李华德教授曾于1960年至1970年期间，任教于德国图宾根的大学，而那里正是我日后学习汉学的地方。]

Walter Boris的教科书中的内页

由于李华德教授的犹太背景，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已离开了德国移居国外。1934年，他在燕京大学的中印研究所获得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此后生活在北京和昆明。1939年，年幼的Walter Boris仅6岁，他随母亲一起离开家乡。1939年7月，他们搭乘德国的蒸汽船“Scharnhorst”号，从汉堡驶离。家中的女儿，也是他的姐姐汉娜留在了柏林，因为她想在迁往中国前完成高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她一直在柏林待到1942年，然后作为治疗师在奥地利工作并且幸免于难民羁押和战争动乱。估计是她上班的医院的院长帮助她避免被逮住。

在蒸汽船上Walter Boris的母亲Charlotte Oenike-Liebenthal和一位犹太女士结为好友，这位女士在香港被人接站。于是Walter Boris的母亲也就此获得了食宿上的帮助。从香港开始，她乘船四天前往Haiphong（今天的越南），接着又乘坐三天的慢速火车前往昆明。火车只有在白天的时候行驶，晚间他们就在一间平房内过夜。在六年互相没有见面之后，他们在云南昆明市旁边一个小镇上和父亲团聚。像这个年龄所有普通的男孩子一样，他辗转就读于中国学校。

在他的自传体笔记里写道：

“放假时，有一次我们去了邻近西藏的大理，在那里爸爸做一些抄写古墓碑文的工作。我们住在一处寺庙里，那里有一颗树，据说乔达摩佛曾经在那棵树下冥想。”

1942年，他们全家搬回了昆明，1945年又搬去了北京。他学会了说当地的方言还有普通话，也学会了写中文，学习了中国历史、文学和地理。

“有一次，我们去一家商店买鞋子，当老板正帮我找合适我脚码的鞋子时，我给她表演了怎么把我的腿放在我的脖子后面，还给她跳了一段中国舞。”

他的母亲教了他德文还有一些基础英文。Walter Boris对新环境适应得很好，他很喜欢与人交流，也在学校和同学们交上了朋友。在他的自传体笔记里写道：

“11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们整天地待在一起。我们打乒乓球和网球。有一次我去了他的家里，他有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们在一起谈论了身和心。”

Walter Boris和父母在北京，摄于1948年

从1949年开始，他学习中国画。李复华的老师是中国画马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还擅长舞剑和太极拳。在离开中国前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阅读中文的诗歌和文学作品，并没有去学习他的德文。他在当时中国文化的环境中感觉就是在自己的家。1951年他又离开他的家，从中国远赴德国，然后去往奥地利。当时他只有18岁。他的长兄弗兰克留在中国且在燕京大学学习，于1942年获得了辅仁大学的化学硕士学位（拉丁文名称为Magister Scientiae，该学位所学内容比今日的“Master”所学内容更为广泛）。长兄和牛宝成医生于1946年结婚，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李复华先生在中国大陆还有亲戚的原因。1950年，他的长兄弗兰克携妻子也离开了他们的家，从中国移民去了阿根廷。他们的老大Andres Liebenthal还出生在中国，而Andres Liebenthal的两位弟弟Roberto Liebenthal和René Liebenthal出生于阿根廷。我（许星涵）特别感谢Andres和René Liebenthal还专门为他们叔父之书写了一个序。

二十几岁的Walter Boris Liebenthal（李复华），概摄于德国

当Walter Boris到德国后，他和他的姨妈Gertrud Oenike住在一起，他的姨妈是一位知名的人智学艺术家和教师。当时，姨妈对Walter Boris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她懂得这个年轻人的困境：他成长的环境里要说三种不同的语言，他自身又带有艺术家的敏感，现在移居到一个新的世界当中，他必须要在这里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路径。基于姑姑的建议，他开始在奥地利克恩顿的一个生物活力（biologisch-dynamisch）农场Landgut Farrach工作。Walter Boris非常喜欢每周Wilhelm Rath关于生物活力农业、天文学和其他人智学主题的讲座。Wilhelm Rath是1922年最早和鲁道夫•施泰纳博士学习的学生之一。1952年，Walter Boris开始在一所位于奥地利和南斯拉夫交界处的学校学习果树种植和葡萄酒酿造。

也是在这几年间，李复华开始将鲁道夫•施泰纳博士的《自由的哲学》翻译成中文，并且将刘鹗的《老残游记》翻译成德文。很遗憾的是，大部分的译稿已经遗失。在此之后，他决定在德国肯根（Köngen）的学院学习优律司美（Eurythmie）。这里的优律司美学习是由ElseKlink和OttoG.Wiemer带领的，而他们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优律司美老师。（Walter Boris的一位优律司美同学，日后成了我在斯图加特学校的优律司美老师！）1964年，他搬去了英国，在艾默生学院继续他的学习，师从Francis Edmunds。并且，他在那里给特殊需求的孩子做了两年老师。

1967年，他接受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所鲁道夫•施泰纳学校里小学教师的职位，教德文、优律司美和木工。他的两个哥哥，弗兰克和路德维希也生活在那里。他学习了西班牙语，并且在人智学社群里成为非常活跃的人物。在他的闲暇时光里，他还教他的哥哥和一些朋友太极拳。

1974年，他受邀去哥伦比亚的卡利共同建设一所新的华德福学校，并于1975年接受了这个挑战。在那里他既可以发展他的艺术兴趣，又可以通过教优律司美和木工维持生活。比如，他为这所华德福学校的小提琴音乐课本贡献了许多画作。在黑板上他创作了各种以课堂题目为主题的画。这些都是真正的美术品。年龄小的学生与年龄大的学生都因为他热情温和的态度而爱他、尊重他。

在卡利的人智学社群中，李复华先生是一位备受爱戴和尊敬的人物，直到去世，他一直生活在那里。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一直保留着身份里中国文化的部分，也一直继续着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对中国哲学与当代艺术之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哲学与人智学的研究。

Walter Boris Liebenthal（李复华）为了鼓励学生画的画

李复华先生经常为访客们作翻译，这些访客是到哥伦比亚卡利华德福学校的指导老师们。在这些访客当中，德国华德福老师JürgenHarnisch曾发给我他对于李复华先生的回忆，他写道：

“在卡利华德福学校的教育大会上，所有同事当然都参加了。对于讨论记载部分的精巧设计，如果可以用我的表达来形容，就是令我叹为观止：命题—反命题—综合杂糅。Walter Boris较为少言寡语。他不喜欢那种游戏般的、人们为了表示自己很聪明而作出的讨论。因为在这样的讨论中他感觉不到对实现具体工作的意志。他少见且多为篇幅短小的补充来自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领域。他的补充并不总是被“维护者”所理解，但是他们给予这个集体以实质。

“随着新学校建筑的建立，也有个班级数量众多的幼儿园应运而建立。幼儿园的建筑形式是两翼型的。建筑两翼相遇之处有一个约为70度角的地方。在此地方Walter Boris有一套小型公寓，一间小办公室，一个放睡床的小角落，带淋浴的卫生间。家具、架子还有座椅都是Walter Boris自行打造的。在那儿他如同僧侣般生活，除了授课，他还乐于帮助他人并为他人提供咨询。在那里他也为我翻译了很多篇单独谈话。我们的友谊也是如此诞生的。聊天很少涉及私人话题。我们培养的是一种沉默而安静的友谊，而这点特别是来自Walter Boris这边的态度。

“当幼儿园竣工时，Walter Boris搬进了他的公寓，学校协会主席和我谈话，询问我的观点，是否应该向Walter Boris提供长达终身的居住权。我欣喜地赞同了这个决议。但我从未就这个话题和Walter Boris提过。直到他丧失他住的那个小房子。”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些年里，Walter Boris一直保持和Jürgen Harnisch的通信友谊。在Jürgen Harnisch给我（许星涵）的其中一封信件中提到：

“他（Walter Boris）后来又问起我那个问题，很遗憾我无法回答他，这个问题是关于中文古文中的‘Ich’，‘吾’。那么，我附上他写给我的最后几封信当中的一封，这封信就像是来自他不断找寻的存在的最后问候。”

Walter Boris Liebenthal（李复华）在给德国华德福老师Jürgen Harnisch的一封信中提问：是否应该将德文的名词“Ich”翻译成中文“吾”更为准确。Jürgen Harnisch说很遗憾，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封信写于2004年或2005年。

李复华先生一直希望对中国的华德福教育有所贡献。这将发生！从外在世界看，华德福教育进入中国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从内在看，通过如李复华先生一样的人们持续专注的关心，华德福教育已经在超感官世界为此准备了几十年的时间。

基于李复华先生的希望，这本书销售的盈余将用于中国华德福教育的发展。

Astrid Schröter许星涵
特别感谢Roberto、Andres、René Liebenthal和Jürgen Harnisch对本序写作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
德国斯图加特，二〇一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