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当华德福教育来到中国:台湾七位教师的课程本土化探索——读《华德福教师如何实现课程本土化:实践、反思与对话》

编者说明:本文为基于原始学术论文撰写的中文研究导读,并非论文全文翻译。文中对课程实践的介绍依据论文所提供的研究资料,部分教育意义与启发属于编者的延伸思考。

撰文:2026年11月22日

1919年,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在德国斯图加特创办。一个多世纪以后,华德福教育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教师学习相似的教育理念,讲述相似的故事,使用相似的教学方法,也常常沿用源自欧洲的课程安排。

然而,一个问题始终存在:当一种教育从它诞生的文化土壤中走出来,来到另一种语言、历史与生活环境之中,究竟应该保留什么,又应该改变什么?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华德福教师并不陌生。

我们熟悉那些从欧洲传来的课程:一年级的童话、三年级的农耕与建造、四年级的人与动物、五年级的古代文明,以及随着年级逐渐展开的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

但当孩子生活在中国,使用中文,熟悉的是身边的山川、动植物、节气与社会生活时,这些课程是否仍然应该保持原来的内容和形式?

2025年10月,国际学术期刊《施泰纳教育研究》(Research on Steiner Education,简称 RoSE)发表了一篇值得中文华德福教育界认真阅读的论文:《华德福教师如何实现课程本土化:实践、反思与对话》。

研究由 Martyn Rawson、Hsiaohua Hsueh(薛晓华)和 Hornfay Cherng 等学者共同完成,涉及四位大学研究人员与七位台湾资深华德福教师。

这不是一篇单纯讨论教育理念的文章。研究者与教师共同探讨课程,重新设计教学,并将这些设计带入真实课堂,通过观察、记录、交流和反思不断修正。

它所提出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台湾华德福教育的发展,也值得所有使用中文开展华德福教育的教师思考。

一、我们继承的究竟是教育原则,还是课程形式?

华德福教育在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曾经存在一种很自然的倾向:既然这种教育诞生于德国,那么德国早期学校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方式,便容易被视为最正统的范本。

于是,一种教育的具体历史形式,逐渐被当作这种教育本身。

论文作者回顾了华德福教育国际传播的不同阶段:早期倾向于忠实复制原有模式,后来逐渐适应当地教育文化,再进一步发展出能够回应当代社会的新实践。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细节。

早在1925年,第一部华德福课程纲要出版时,编者 Caroline von Heydebrand 就已经强调:理想的课程必须适应具体的国家、文化、语言、学校环境,以及教师和儿童的实际情况。

换句话说,课程从来不应该是一份可以在任何地方原封不动执行的固定清单。

这与我们今天有时看到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当一位中国教师准备四年级动物学主课时,究竟应该按照欧洲传统课程中的动物顺序来教,还是从孩子能够观察、能够亲近的本地动物开始?

当一位教师准备历史课程时,应该怎样处理欧洲文明史与本土历史之间的关系?

当一年级儿童开始学习文字时,源自拼音文字的图像识字方法,又该怎样面对结构完全不同的汉字?

这些问题并不是对华德福教育原则的背离。恰恰相反,它们要求教师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原则。

如果我们只记住过去的教师教过什么,却忘记追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教,那么教育就容易从一种活生生的创造活动,变成对既定形式的重复。

二、台湾七位教师开始了一场课程研究

这项研究于2021年开始筹备。

台湾清华大学华德福教育相关研究团队邀请来自不同学校的资深教师,共同讨论教学艺术、教师学习共同体,以及课程如何回应台湾的文化和教育现实。

参与教师来自桃园仁美、新竹市、宜兰慈心、新竹照海、彰化阿特纳等华德福教育机构。

研究并不是由大学学者制定一套新课程,再交给教师执行。

相反,教师本身就是研究者。

他们从自己熟悉的课程出发,寻找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在研究团队中讨论教学目标、课程内容与方法;随后将新的设计带回课堂实施,再依据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

整个项目采用行动研究与合作式教师研究的方法。

研究团队要求每个课程项目回答三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教?

这个主题与儿童当前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它与前后年级的学习如何衔接?

教什么?

儿童需要获得哪些知识、能力、态度与经验?哪些内容真正适合当地生活环境?

怎样教?

教师应该选择什么材料、组织什么活动,怎样让儿童与所学习的事物建立真实联系?

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却能够改变教师备课的起点。

教师不再只是打开一本课程指导书,寻找这个年级应该教什么,而是先理解儿童、理解课程目标,再决定怎样组织教学。

项目中的新主课通常持续约三周。教师收集学生作品、课堂活动照片和反馈,并向研究小组汇报。有些教师在再次教授同一课程时继续调整设计。

2023年,研究团队还组织了阶段性成果交流。

这是一种与单纯参加培训截然不同的教师成长方式:教师不是只学习他人已经形成的教学经验,而是在自己的课堂中创造、检验和积累经验。

三、从身边的动物开始:四年级动物学的重新设计

在七位教师的研究中,四年级「人与动物」主课是一个特别容易理解的例子。

教师李泓哲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

一百年前在德国教授人与动物课程,与一百年后在台湾教授同样的课程,究竟有什么不同?

传统华德福四年级动物学课程,重视儿童通过认识不同动物的身体结构、运动方式和生活习性,逐渐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

这一教育意图可以保留。

但具体应该认识哪些动物,却未必需要由欧洲的课程传统决定。

在这个项目中,教师选择了台湾桃园地区儿童相对熟悉的本地动物,并结合自然观察、户外活动和生动叙述开展教学。

这种改变看似只是更换了动物名单,实际上触及了课程的核心。

孩子认识动物,并不只是为了记住它的名称、外形和分类。

他们需要学习观察,发现不同生命的生活方式,感受动物与周围环境的联系。

研究中还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野生动物并不会按照教师的计划出现在孩子面前。

一次自然观察可能什么也没有看到。

但作者认为,这样的经历同样具有教育意义。孩子需要等待,需要保持耐心,也需要面对期待落空的时刻。

在一个越来越习惯即时满足的时代,这种经验本身就值得珍惜。

与此同时,教师的叙述并没有因为强调直接观察而失去价值。

当儿童无法近距离观察某种动物时,教师可以通过自己充分准备后的生动描述,帮助儿童在内心形成动物的形象,理解它的动作、习性和生活环境。

这里呈现的不是「观察取代故事」,也不是「故事取代观察」,而是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持。

对于中国教师来说,这个案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启发:

课程本土化不一定意味着发明全新的教学方法。有时,它只是要求教师重新认识儿童脚下的土地。

我们周围的鸟类、昆虫、家畜、野生动物,以及它们与当地生态环境的关系,都可能成为课程的真实起点。

重要的不是选择了多少本土材料,而是这些材料能否服务于儿童的发展,并帮助他们与世界建立更深刻的联系。

四、从生活的地方出发:重新认识四年级地理

另一个案例来自四年级地方地理课程。

教师许博勛重新设计了这一主课。

在传统华德福课程中,儿童通常先从熟悉的生活环境开始认识空间,再逐渐扩展到更大的地理范围。

研究中的教师保留了这一基本方向,却更加认真地追问:对于生活在新竹的儿童,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地方地理?

当地的产业、港口、传统建筑、农作物、湿地与生态环境,都成为教师重新思考的对象。

论文提到了新竹地区的荔枝、渔港、玻璃产业和湿地等地方特征。

这些内容并非仅仅作为有趣的地方知识加入课程。

教师试图让儿童从自己生活的地方出发,逐渐理解人类活动、自然环境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准备过程中,教师还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多次调整课程安排。

这提醒我们,所谓地方地理,并不等于在课堂上介绍几个著名景点,或者让孩子记住家乡的行政区划。

真正的地方地理,首先关心儿童怎样经验一个地方。

他们是否知道每天经过的河流从哪里来?

是否了解附近的农田种植什么?

是否注意过当地建筑为什么采用某种形式?

是否能够逐渐理解自己的生活与自然环境、劳动和社区之间的联系?

从这样的角度看,地方地理不仅是一门关于空间的课程,也是一种帮助儿童建立归属感的教育。

五、历史课程不能永远只有欧洲的视角

如果说动物学和地方地理的本土化相对容易理解,那么历史课程的调整则更加复杂。

因为历史不仅涉及知识,还涉及文化记忆、身份认同,以及我们怎样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研究中的两位教师分别探索了九年级台湾历史和十年级古代历史课程。

九年级历史课程的一个重要改变,是不再完全按照传统的年代顺序,从遥远的过去一路讲到现在。

教师尝试从学生所处的当代社会出发,引导他们观察现实生活中的不同文化因素,再逐渐追溯这些现象的历史来源。

课程也涉及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神话、艺术和音乐等内容。

作者指出,这一阶段的青少年正在面对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和个人判断等发展任务。因此,历史教学不应只是提供一套已经完成的历史叙述,也应该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理解与判断。

十年级古代历史课程则尝试把考古学、科学研究、神话、文化记忆与人类早期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

论文强调多重视角的重要性。

历史教育既不能简单地用欧洲中心的叙述取代本土经验,也不能因为强调本土文化,就陷入另一种单一的民族主义叙述。

对于教师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帮助学生面对历史材料、区分事实与解释,并逐渐发展独立判断的能力。

这也是课程本土化中最需要谨慎的领域之一。

教师当然应该帮助儿童认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但教育不应只是要求学生接受某一种预先确定的身份叙事。

一门有生命力的历史课程,应当让学生有机会理解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观点,以及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六、当人工智能进入生活,华德福学校应该怎样回应?

七个研究项目中,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当代意义的主题:数字媒体教育。

教师林怡慧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出发,尝试为九年级学生设计相关课程。

这项研究值得注意,因为它面对的是传统华德福课程中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

长期以来,许多华德福学校对数字技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尤其强调儿童早期应当拥有丰富的身体活动、感官经验与真实的人际交往。

然而,当学生逐渐长大,数字技术已经深刻影响他们的学习、交流、工作和社会生活,学校不能只停留在限制使用的层面。

教师必须进一步追问:

学生应该怎样理解计算机和数字技术?

怎样认识这些技术背后的社会变化?

怎样在使用技术的同时保持自主判断?

人工智能的发展,又对人的思考、创造与责任提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案例的意义,不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复制的人工智能课程。

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华德福课程并非只能围绕一个世纪以前已经确定的主题展开。

当社会出现新的现实,教师需要重新理解儿童和青少年正在面对的世界,并据此发展教育内容。

教育传统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它能够保存什么,也体现在它能否回应尚未出现过的问题。

七、在科学教育中,重新建立人与现象的关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来自化学课程。

教师李心仪重新审视了华德福科学教育中的现象学方法。

在这一教学传统中,教师通常先引导学生观察具体的自然现象,描述变化,讨论其中的联系,再逐渐形成概念、规律和科学解释。

例如,在认识化学变化时,儿童可以先从熟悉的物质及其变化出发,通过观察燃烧、溶解、加热等过程,积累真实的感官经验。

随后,随着年龄和学习能力的发展,再进一步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科学概念。

这一教学路径与从抽象模型和符号系统开始的某些教学安排形成了对照。

但需要强调的是,现象观察与科学理论并不应被理解为互相排斥。

学生既需要亲身经验,也需要掌握经过科学研究建立的概念、模型与解释。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教师试图更清楚地说明:不同年龄的学生应当怎样从经验走向理解,以及科学课程如何同时回应儿童的发展和现代科学知识的要求。

它也提醒我们,华德福教育中的许多教学方法,不能仅仅因为具有悠久传统就被认为有效。

教师需要能够解释自己的教学选择,说明课程如何组织,并认真观察学生实际学到了什么。

八、课程本土化,不是随意改变课程

读到这里,一个问题自然会出现:

如果每个国家、每所学校、每位教师都可以调整课程,那么华德福教育还有共同的课程基础吗?

论文作者借助一个「分层课程模型」,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这一模型将课程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

第一层:宏观层次——教育的发展原则。

这一层关注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以及课程如何回应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任务。

它为不同国家的华德福教育提供共同的教育方向。

第二层:中观层次——国家与地方的课程内容。

这一层关注具体社会中的语言、文化、知识、技能、法律和教育要求。

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和组织适当的课程内容。

第三层:微观层次——教师的课堂实践。

这一层发生在真实的教室里。

教师面对具体的儿童,设计教学活动,选择材料,观察学习过程,并不断调整课程。

三个层次并不是彼此分离的。

宏观层次提供方向,中观层次让课程扎根于现实,微观层次则使课程真正成为教师与儿童共同经历的教育过程。

这个模型的价值,在于它避免了两个极端。

一方面,它不认为华德福教育必须永远复制欧洲历史上的课程内容。

另一方面,它也不意味着教师可以仅凭个人喜好,随意决定教什么、怎样教。

每一次课程调整,都需要回答教育上的理由。

  • 为什么这一内容适合这个年龄?
  • 它与儿童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 它怎样连接当地的文化与生活?
  • 它与前后年级的学习怎样衔接?
  • 我们又如何判断这种教学安排是否真正帮助了学生?

这些问题,才是课程本土化最重要的工作。

九、真正重要的,也许是教师如何成为研究者

这篇论文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价值。

它所研究的不只是七个课程项目,更是一种教师专业成长的方式。

在许多学校里,教师的教学经验往往高度依赖个人。

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可能发展出非常好的课程,但如果没有记录、讨论和研究,这些经验就很难成为学校共同拥有的教育资源。

当教师离开学校,许多宝贵的实践也可能随之消失。

台湾这个研究项目尝试改变这种情况。

教师不只是分享教学心得,而是把自己的课程实践整理成能够接受讨论、检验和修正的研究。

大学研究人员提供研究方法与学术支持,教师则贡献长期积累的课堂经验。

两者不是简单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而是共同研究教育问题。

论文作者特别强调,这种合作让教师的实践经验能够进入更广泛的学术讨论,也让大学研究与真实课堂建立联系。

对于华德福学校来说,这可能比某一套具体课程更加重要。

因为真正能够长期发展的学校,不应该只依靠少数教师的个人经验,而应该逐渐建立一种共同研究课程的文化。

教师会议可以不只是安排活动、处理事务、协调工作,也可以成为认真讨论儿童发展、教学方法和课程经验的地方。

如果一所学校能够持续记录课程、分享经验、提出问题、修正实践,那么它就有机会形成属于自己的教育知识。

十、这项研究能够证明什么,又不能证明什么?

作为一篇学术研究导读,我们也需要明确它的证据边界。

这项研究主要采用行动研究与合作式教师研究的方法。

它的优势在于贴近真实课堂,能够呈现教师怎样思考、设计、实施和调整课程。

参与者具有丰富的华德福教学经验,研究又获得大学学者的支持,因此能够形成较为深入的专业反思。

但它并不是一项大规模的教学效果实验。

论文没有通过随机分组或严格的对照研究,证明这些本土化课程比传统课程带来了更好的长期学习成绩。

研究所呈现的积极课堂反馈,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教学效果已经得到普遍验证。

此外,参与研究的教师本身对华德福教育具有较高认同,其研究视角与完全独立的外部评估有所不同。

因此,这篇论文最有力的贡献,不是证明「本土化课程一定更好」,而是展示了一种较为系统的课程改进方法。

它告诉我们,教师可以怎样把教育理念、地方文化、儿童发展和课堂经验放在一起研究。

这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而不是一套已经完成、适用于所有学校的标准答案。

结语:让教育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

华德福教育从德国走向世界,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教师继承了大量宝贵的教育经验:艺术与学习的结合、对儿童成长节奏的关注、对想象力和感官经验的重视,以及教师作为教育艺术家的专业责任。

但继承并不意味着重复。

当一种教育来到新的土地,它需要重新认识这里的儿童、语言、自然、文化与社会。

对于中文华德福教育来说,这个过程尤其重要。

我们既不必因为课程来自欧洲,就把它的每一种历史形式都视为不可改变;也不应该因为强调本土文化,就忽略教育原则与儿童发展的深入研究。

台湾七位教师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方向:

从真实的课堂问题出发,理解课程背后的教育意图,选择与当地生活相连的内容,再通过教学、观察、反思和合作研究不断完善。

也许,课程本土化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是把欧洲的故事换成中国的故事,把欧洲的动物换成本地的动物。

而是教师开始真正拥有课程。

他们不再只是执行一份从远方传来的教学安排,而是能够理解它、质疑它、发展它,并为自己的教学选择承担责任。

一种教育传统只有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化与真实的儿童生活中不断被重新理解,才能继续保持生命力。


原始研究资料

论文:《华德福教师如何实现课程本土化:实践、反思与对话》

英文原题: An Inquiry into Waldorf Teachers’ Local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Reflection, and Dialogue

相关中文研究: 薛晓华等,《以「层级思维的课程设计」发展华德福课程:一个台湾跨校教师社群的实务探究》,《清华教育学报》,2025年,第42卷第1期,第127—163页。

以上两篇论文都可以在开放文库下载,点此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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